空间与权利:城市文化的双重变奏及现实选择

城市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表征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映射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变迁的逻辑主线,构成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介质.城市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的空间化,城市文化权利是人们享有、参与创造城市文化空间的主体资格、素质与能力.西方城市化过程中,资本积累逻辑诱发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深层次问题,影响城市正义,约束人的发展,应该引以为戒.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城市文化空间与城市文化权利的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应以实现人的发展为价值关怀,将直面城市文化正义问题、优化城市文化空间生产、促进城市文化空间共享作为现实选择.     

从分离到融合：新时代城乡关系的空间正义反思

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并最终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下走向统一和融合,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地理范围的变迁过程,同时也是空间的重构和整合过程,代表了空间正义的实现方式。针对我国城乡发展所表现出来的空间资本化、空间政治化以及空间的异化与分离等各种非正义问题,需要把空间正义的人本性、平等性、差异性和补偿性作为价值目标和原则,着力构建以人为本、共享共建的空间生产,积极扬弃资本逻辑,保障城乡空间权利的平等赋予,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

我国在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对于空间治理的探寻有助于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两大秩序文明,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从而获得城乡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

城乡基层治理始终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面临的通常是高度浓缩的社会问题。城乡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与实践发展必定反映出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采用"未来视角",运用"理想类型"的构型方法,对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态势演变、逻辑转换与思路创新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在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将会出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从"发展问题"到"复合问题"、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态势演变;需要实现从"经济逻辑"到"社会逻辑"、从"条块逻辑"到"系统逻辑"、从"粗放逻辑"到"质量逻辑"的逻辑转换。基于此,新发展阶段城乡基层治理的思路创新在于:国家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平衡、有形单元与无形单元的互动。     

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概念的重构——基于布坎南—伍德正义问题争论的分析

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艾伦·布坎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代表。他通过对艾伦·伍德"交易正义""先定和谐""虚假的意识形态"以及"偷换概念"的批判,重新建构了马克思正义问题的逻辑结构,并提出马克思的"正义"是"共产主义的非法权评价视角"。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人失去了社会生存的"权利"。而共产主义是最符合"正义",最能够满足人类生存"权利"的社会。然而,在布坎南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超越法权框架的评价视角,共产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优越,不是因为它实现了正义和权利。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阶级消亡、国家消亡的理想生存方式,根本没有"正义的环境",言外之意,根本不需要提出"正义"和"权利"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正义和权利不再是问题的社会。这样,自然就变成了"非法权"的社会。     

走向建构性正义——当代中国建构性特征的政治哲学表达

建构性正义旨在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事实上可行和价值上应该的正义原则,强调以渐进性的方式来推动人类的正义实践和正义追求不断走向更加完善的状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走向建构性正义,这种判断的逻辑依据在于: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公平正义挑战呼唤着一种建构性正义理论;另一方面,学界对正义问题的研究缺乏一种建构性取向,与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发生了"脱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凸显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建构性正义的逻辑起点;以"贡献原则"为主体、"平等原则"和"权利原则"为两翼的"协同正义"是建构性正义的基本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建构性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城市的批判性认识及其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现实生活，开辟出一条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19世纪“早期工业城市”的空间形态联系起来的现代城市批判路径，其所确立的现代城市观集中于资本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及日常生活四个维度进行逻辑展开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城市批判认识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对主宰现代城市生活的资本逻辑的根本扬弃，对人作为城市价值轴心的根本复归，对资本主义城市现代性的超越以及由此生发出对未来城市社会的美好展望，并在方法论上为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正义思考

城市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城乡空间结构的变迁,基于空间本源性、稀缺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变革需要正义价值指导,通过城乡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和代际发展的三个平衡来体现空间正义。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存在政府与资本联合为推进城市增长而忽略乡村空间权益,使得城乡在空间权力赋予、空间资源配置、空间意愿表达和空间环境调和等层面存在非正义行为。确立正确的价值指引,走科学化的城市化道路,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践行城乡融合理念,才能实现对城市化中空间非正义的矫治,使城市化共同增益于城乡空间权益。     

“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理论构建与制度设计

"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理论需求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大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利益共享"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核心机制,"降低欲望"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调适机制,"平衡协调、公平正义、生态文明、友爱互助"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主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结果,"人民幸福"是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终极目标。这就要求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建设必须以"平衡东西区域,统筹城乡发展;确保分配公平,坚守社会正义;构筑生态文明,共享美丽中国;倡导友爱互助,回归礼仪之邦"为导向,通过直接的方式和间接的方式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杜绝非政府组织或团体对人民的利益掠夺,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形成人民对党的自觉追随行为,进而实现中国梦。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正义理论及其治理启示

空间与正义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城市的观察,揭示了由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阶级居住分异的空间非正义现象。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力图生动而具体地展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本质及空间正义问题,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视角。城市空间分异与空间正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需要积极面对的治理议题。     

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人民性

空间是马克思剖析资本剥削制度的一个重要视角,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深刻剖析了空间与资本生产的关系,科学阐释了资本生产的空间化逻辑正是源于空间的资本化,并以此为基础对人类解放的空间维度进行了构建,明确提出建立一个人民性的属人新空间,实现政治意义上的空间正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基本执政理念,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思想人民性的伟大实践,是对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邻避问题的价值判断是邻避研究的重要途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邻避设施建设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邻避设施生产中的空间冲突反映了权力控制和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作为空间价值取向的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我国邻避设施在空间生产认知、决策过程和结果补偿中存在价值偏离,应该在空间正义的原则下重新定义邻避行动以实现城市权力,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科学规划凸显空间性的多元补偿方案,以此寻求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     

恩格斯城市空间理论:形成、意蕴及当代价值

城市空间理论属于恩格斯空间研究的微观角度,这一理论散见于恩格斯《乌培河谷的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等著述中,是其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对立和压迫在“空间正义”问题上的直观揭示,也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导致的“空间异化”问题的深刻批判。其核心内容和丰富意蕴可以高度概括为“四重要义”:社会实践创造城市空间,生产方式变革再塑城市空间,“非正义”性催生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危机以及共产主义时代城乡融合的必然性。其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奠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城市研究的理论基础,指导我国城市发展及治理实践,推进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实施与完善。     

空间发展悖论——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承载着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轨迹。马克思在相关著作中阐述时间维度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论述。其社会空间批判思想不仅揭示了空间发展的内在悖论,也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识。生产性的实践活动是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出场语境,构成了空间悖论的首要前提。通过对城市空间和全球空间的深入剖析,马克思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认为其不仅是对个体空间的占有和侵蚀,也是引发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这是空间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的空间悖论,也是生产方式本身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资产阶级正是借助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实现了"空间中物的生产"向"空间本身生产"的内在转变,建构了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空间发展机制。唯有超越空间悖论之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建构平等正义的空间秩序。马克思的空间批判思想对于实现人类栖居都市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双重互构逻辑下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规律与时代抉择--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城乡关系从分离、差别到二元结构的固化,再至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这个历史进程部分地践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首次互构。新时代的城乡关系已然出现了新的变化,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也继承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重构了空间理论,进一步延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思想,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动态演进之间实现了二次互构。基于二者双重互构的逻辑,城乡关系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应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时代精髓:尊重城乡发展的基本规律,规范资本与“人本”的界域;彻底翻转城乡不对等的理念,积极促成城乡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变革城乡融合发展的相关体制与机制,致力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及向乡村领域的延伸;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城乡融合发展的三元共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迈入新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正义思想的反思和追问

<正>义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历史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批判资产阶级公平正义观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阐释了自己的正义思想:不存在理想中永恒绝对的正义——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阶级属性;现实中的社会正义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必要基础,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离不开人的内在需要。理解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社会正义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正义公平思想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蒲鲁东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留下丰富的公平正义思想。他们指出:正义的产生和实现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探讨正义及其实现不能诉诸抽象权利,而必须着眼于现实经济状况;永恒公平的交换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围绕着空间权利的社会抗争正呈现高发态势。正确认识和应对空间社会抗争行为,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生逻辑,它是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重构的一种能动反映,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正义价值缺失,更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现有体制、制度承载能力不足相冲突的结果。治理空间社会抗争既不能漠视其存在,更不能简单地高压,必须针对其形成机理和实质综合施治。通过谨守空间正义的价值,限制政府空间权力扩张,强化社会力量培育,完善法律救济制度等促进空间社会抗争有序化治理。     

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思想与米勒多元正义论比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平正义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演变,具有阶级性、历史性,相对性,其实质是对现存经济关系的反映;权利平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思想武器,仅是一种形式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及其弊端;公平原则按照需要原则(按需分配)、贡献原则(按劳分配)、权利原则(权利平等)排序。米勒认为正义是利益或负担分配问题;需要原则适用于团结的社群、应得原则适用于工具性联合体、平等原则适用于公民身份联合体;米勒偏重于结果正义,但也主张保证程序公平的实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与米勒的社会情境多元正义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也存在着相同之处。     

新中国经济正义的社会构建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正义实践,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经济正义的追求从空想走向了科学。总体上看,我国在经济正义中主要关注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并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以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基本思想与方法原则对我国当代经济正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