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发表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传统科层制和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回应,也是公共管理新的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三个角度构建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也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整体性治理的对比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治理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其产生源自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造成的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在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同时代前沿理论的混淆状况,将整体性治理与其他易混淆的同时代前沿理论进行对比,从而明晰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统治、管理、治理--政府工具的新治理范式变迁

政府工具理论试图在治理理论框架下通过政府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创公共管理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新治理范式,新治理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势力通过面对面合作方式组成社会网络管理系统,强调社会管理的多元化和有效政府的功能角色定位.政府工具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奠基在市场经济模式上,强调发挥市场力量的同时,政府、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社会主体通过工具的选择和应用来构成有效社会管理新模式.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浅析企业家政府理论及其启示

企业家政府理论是与新公共管理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特点是以市场化为导向,将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引入到政府等公共部门中,以提高公共服务的产出效率,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标志性理论之一,企业家政府理论曾经风靡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并受学界广为追捧。企业家政府理论所构建的是在市场与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管理新模式,作为一种政府改革的指导思想旨在实现更好地治理。通过对该理论进行分析,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汲取有益的成分。     

新公共管理的终结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过分强调效率、市场、分权和竞争,引发了不平等、公共价值缺失、碎片化等问题,受到学者批判.数字时代治理诞生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式微与数字时代来临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中,既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也是对数字时代的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弊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数字时代治理产生的原因,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是其主要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论,它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问题、根源与解决路径

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不但无法适应跨域公共事务治理要求,而且增加跨域公共事务治理成本、降低跨域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同时也是引发跨域公共问题发生的重要因素。行政区行政、地方利益之争以及地方官员理念的碎片化都是造成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导致跨域治理中地方主义、各自为战、分割管理、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性治理正是针对政府管理实践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因而从价值导向、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协调机制等方面构建跨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就成为解决地方政府间跨域治理碎片化的有效路径。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网格化社会管理研究——以南京市栖霞区为例

对南京栖霞区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运行成效和主要问题进行考察。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与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契合性阐释,指出网格化管理的发展取向应从区域化走向脱域化、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从粗放化走向精细化。网格化管理应立足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高度与实践取向,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技术和制度建设等层面进行总体布局与战略设计。具体而言,需要重塑政府治理理念,推进"软治理";调整网格治理结构,形成"稳治理";强化城市制度建设,增强"硬治理";创新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巧治理"。     

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到来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体制的协同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进一步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技术的困境、网络安全、信息鸿沟、法律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面对种种挑战,政府应积极适应当今时代变化,实现智慧治理。     

范式之争:新公共管理理论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引领了一大波政府的改革活动,也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带来新的气象,"新公共管理"由此被许多学者看作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一种新的范式,相反的意见亦多,由此引发了持续十年多的范式之争。反思过去十多年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新的发展,从范式评判的标准出发,以范式问题、范式的理论支撑、实践中的范式检验、范式的时间检验和范式内部统一性等五个维度重新审视和定位"新公共管理",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新公共管理"是一种理念而非范式,并没有冲破传统公共行政的范围。其依据是新公共管理忽视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其理论支撑饱受质疑,其理论倡导缺乏适用性,其理论缺少内在统一性,以及"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的冲击。     

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深圳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案例分析

深圳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一项整体性治理的实践探索,是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对交通管理体制的发展与创新。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管理模式,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所秉持的治理理念,遵循的治理原则,选取的治理工具都与整体性治理相契合;相应地,整体性治理理论也从职责设置、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和法规制度等方面昭示了一体化大交通管理体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大部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选择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正在探索的一种政府模式,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其能否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而整体政府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后政府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对于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以"整体政府"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其与大部制改革的逻辑契合点,提出基于整体性治理模式下的大部制改革实现路径. 一、整体性治理的缘起与地位 整体性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行政治理理论领域最具创新性与前瞻性的理论之一.     

公共管理学的演进路径与中国式创新

公共管理学源自西方，从最初单纯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经过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公共行政理论发展阶段后，逐步演变为注重市场规律、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21世纪出现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基础上，最终发展为新公共治理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的中国化呈现三个特点，即对西方理论有益部分的引入、转化契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分、结合本土治理情境的中国式创新。未来，中国公共管理学应着眼于聚焦治理实践、探索前沿问题、强化基础理论和鼓励创新融合等方面，从公共问题出发，形成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良性循环。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源起、架构与研究问题

政府绩效管理兴起二十多年来,已由西方国家应对财政和信任危机、提高行政效率的工具拓展为各国政府改革和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优势在其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其理论缺陷和实践中的困惑,特别是在公共价值方面的冲突使学术界的探索从未停止过。本文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践案例考察,从制度变迁和公共行政学术史两个层面的质性研究,提出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体系框架。文章首先从"公共性"、"合作生产"和"可持续"三个方面对新公共管理背景下的政府绩效管理进行了反思,认为公共价值对政府绩效合法性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其次,初步论证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的两个基本命题——政府绩效是一种社会建构、产出即绩效;认为只有来源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基础,也只有根植于社会的政府绩效才能产生其可持续提升的需要,这是政府绩效管理的根本动力;而在政府绩效价值建构基础上的科学管理,才能保证政府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高度一致,充分体现科学管理的价值。再次,从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以价值管理和管理科学理论为基础,构建起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模型,并对模型中政府绩效的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等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最后,从模型如何"落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分析和研究拓展等方面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论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一个基于行政生态的框架性考量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实质是为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新发展,并基于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武的深刻反思,对政府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性再调整.要实现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我国的现实行政生态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夯实大国治理的空间基础:构建更完善的行政区划优化方略

当前,行政区划变动已不再局限于地方与城市层面,应当提升至国家治理层面加以研究。文章基于2012—2016年全国行政区划调整大样本分析,并与2001—2011年数据相比较,从中发现,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呈现空间—体制双重提升的新趋向。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正在面临城市政区规模体系重塑与行政区划体制转换引发的潜在风险。实际上,这是对当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提出的新要求。为此,从整体性治理的战略高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引领、以法治化为基础、以统筹协同为关键、以过程管理为重点,构建更完善的行政区划优化新方略,将强有力地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进程,夯实大国治理的空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