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契约理论及其机制构建

刑事和解是以契约为载体,通过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合意来解决刑事纠纷的活动.试图分析刑事和解传统理论与契约的关系以及我国契约观念背景和契约理论,从而以契约为机理构建我国刑事和解机制.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略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因具有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抚慰被害人心理、促进社会和谐之独特价值而大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追捧";刑事和解适用引起的个人利益价值观与社会公共利益价值观的冲突、报应正义与恢复正义的冲突以及刑事和解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也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遇到的障碍。通过对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之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刑事和解制度合理性,并结合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现状,略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有效方式

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我国刑事立法一贯坚持以挽救为目的,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前提;一些地区将"刑事和解"运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效果显著,起到了示范作用.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既能保护耒成年犯罪镲人的权益,又能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需注意的问题是:区分刑事案件的性质,确立社会参与原则,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阶段及"刑事和解"的内容,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现状与路径选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当前,这一规定仍存在以下弊端:民法和刑法适用上的冲突造成被害人权利救济渠道狭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实际上等同于证人,对被害人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缺乏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难以实现。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是: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应当完全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定操作,完善起诉阶段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意见权,确立刑事和解规定,建立刑事精神赔偿程序和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     

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功能定位

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悄然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者作出不起诉、撤销案件等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建立刑事和解检察监督制度有利于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以实现,有利于监察和督促刑事和解的统一适用,维护司法公正,也有利于提高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的效率。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

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的双向保护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目前的司法实践，直接适用刑罚已不能完全适应处理刑事案件的需要。故在刑事政策和刑事制度的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其犯罪特征，用非刑罚的方法，调和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调和被破坏的社会关系，     

浅析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近年来,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问题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指因犯罪遭受损失的被害人,在其不能从加害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时,由国家依照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给予被害人补偿的制度。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我国于2004年也逐步建立了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然而,由于并未明确被害人的救助范围和救助条件等内容,我国的刑事被害入救助制度并不健全。从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社会必要性和可行性着手,进而分析如何在我国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创新社会管理下的刑事和解理论价值新探

中央为适应社会新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化是完善刑事司法制度,加强社会管理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对刑事和解的质疑,应在充分理解刑事和解的要素与理论价值的基础上,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解决社会纠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由国家对刑事被害人予以救助,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保护被害人权利的普遍趋势。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我国应立足本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的对象、范围、资金来源、救助机构等作出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外国,但是我国自从新刑法制定以来,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在司法界和理论界的喊响,我国已经慢慢开始尝试运用刑事和解制度来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运用既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亟待改进的地方。应当理性化地看待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立,通过司法实践中的反馈来不断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建议建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

被害人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之一，其所占地位与所起的作用很特殊，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处在控告人的地位．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通常通过自己行使诉讼权利而得到责任追究与权益恢复，一般被害人所受损害相应较小，不存在社会救助问题。而在公诉案件中，是由国家公诉机关来承担指控犯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义务与权利的。此时从指控犯罪、主张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角度看，被害人处在从属的地位。对被害人造成的精神、身体的伤害相应更大，使得被害人的生活由正常而为窘迫困顿，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甚至难以为继。从司法实践来看，仅通过由刑事诉讼行为的完成达到权益救济与权利恢复尚不足以使得被害人的生存环境得到基本改善。故此当考虑设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以解决此类问题。理由如下：     

保辜制度的“刑事和解”功能探析

保辜制度是中国古代一项独特的刑事司法制度,体现着儒家注重教化和宽缓慎刑思想。该制度使被害人和加害人自愿恢复和好,消除了因复仇或治疗费可能再度升级的矛盾,不仅对提高诉讼效率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对我国探讨刑事和解问题也具有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考量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     

刑事和解在实体与程序二维视角的考量

刑事和解在我国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具有多元的理论基础,拥有价值上的生存土壤和现实空间.在刑事实体法上,应该既肯定它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契合,又要在现有立法技术上突破传统的偏见和认识误区;在刑事程序法上,应该把刑事和解限制在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在刑事三元结构的基础上使参与刑事和解的当事人进行良性互动,通过刑事程序满足实体法践行刑事和解的旨趣.     

刑事和解扩大化应该缓行

中国社会几千年沿袭一元统治体制,刑事和解扩大化破坏了这种统治的基石,无奈的"被和解"人群势必转而寻求政府外的强权保护。刑事和解扩大化强化了本就权力过剩的法官的自由栽量权,导致司法权乱用。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刑事和解"制度都仅仅适用于那些没有危害到社会的根本秩序、不至于危害到众多不特定人的轻微刑事犯罪。     

再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推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剖析国外具有典型性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该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运用文献调查法系统分析国外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和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可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供借鉴.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的缘起和发展

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提供了心理或者经济上的援助。这一制度并非从来就有的，它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而逐步发展演变而来，先后经历了私诉时期、公诉垄断时期、现代公诉时期等阶段才逐步引起国家和法学界的重视，特别是随着被害人学的建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真正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重视，这一制度的完善对社会的进步必将发挥重大作用。     

先构建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不宜贸然推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者因经济困难或者被判刑甚至被执行死刑而没有赔偿能力的现象较为普遍,使刑事被害人无法获得赔偿,或者赔偿无法得到充分兑现,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庭生活陷入困境或精神痛苦,成为诱发各种不安定因素     

刑事和解制度检察实践问题浅析

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刑事和解制度,回应了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争议。然而,刑事和解的立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和争议的结束,立法留下自由裁量空间使得刑事和解程序在司法实践存在被滥用和曲解的可能。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实施存在风险性,只有正确解读该制度,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不偏不倚地把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检察实践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