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论党的纯洁性建设中的价值同构

党是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通过一定方式实现政治目标或价值追求的政冶组织，它是由个体层回的党员和群体层面的党员队伍组成的，通过制度设计和教育引导实现党员个体、党员群体对党的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的高度认同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保持政党的纯洁性，要求全党及其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党的理想信念、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为例

德治是传统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也是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传统乡村社会特征发生改变，德治在乡村面临的内外环境和实现机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成为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通过以浙江省H村“功德银行”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德治的实现机制和治理效能。研究表明，数字动员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关系整合，数字积分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规则重塑，数字监督机制实现了乡村德治的内生调节，为当前德治在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借鉴。     

城市社区事务治理与合作型权力结构重塑

城市社区事务的治理是政党、行政、居民和物权等几方面现实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其反映核心要素的权力结构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在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中,社区居民处于中心地位,社区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社区居委会承担着实现居民自治的核心功能,社区业主组织承担着实现物权法治的重要任务。重塑合作型社区权力结构,要补齐社区业主和物业服务组织要素,根据共同体治理的要求定位党组织的角色地位,按照去行政化的方向调整居委会和服务站的关系,通过组织间交叉任职实现党组织、居委会和业主组织的互动合作。     

发展与秩序：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时期的治国理政实践，决定了政策治理的主导作用，而将发展成果确立为社会秩序的法律治理也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两者经历了从主辅关系到政策治理优位、法律治理保障的变化，各司其职、相得益彰。政策治理通过政策动员、组织执行和纪律约束实现发展目标，法律治理通过党领导的立法和科层执行实现秩序目标，并进一步在政策治理法律化、法律治理政策化中实现双重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策治理和法律治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是中国之治的治理原因。本文从理论上解答了政策治理与法律治理之间的张力，分析了两者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功能、机制及关系。这一研究与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形成了对话，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     

当代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变迁——从“政党自治”到“法律择要规范”

各国政党治理模式都是国家层面的政党治理模式与政党层面的内部治理模式的复合体。英国作为现代政党发源地,长期以来视政党为私人组织,国家法律对政党奉行默认态度,实行政党自治;但2000年英国《政党、选举及全民公投法》开始全面而严格地规范政党注册、政治捐款、竞选开支与选举活动。这意味着英国政党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变,标志着英国开始推行政党公共选举活动法制化,对政党进行"法律择要规范",同时保留政党内部自治传统。就英国两大政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而言,工党内部治理奉行多元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重视党的民主性、整体性、代表性与社会性,依章依规治党;保守党内部治理则犹如公司治理,奉行寡头统治与领袖集权,主要按政治惯例与政治伦理行事。这说明国家法律对政党组织属性定位决定着该国政党治理的基本模式,但政党组织原则、党内关系等决定着该党内部治理模式与特点,世界范围乃至一国之内不同政党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     

政党基层组织的现代化转型初探

社会转型对政党转型的要求 1.社会现代化转型对政党基层组织造成了外部压力.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为农耕社会,作为-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外在压力要求快速实现转型和发展,而其社会成长尚无力量支撑转型,政党必然成为其转型推动的主导力量,并为适应这种现代化的转型,自身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动员方式亟需实现转型.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进路——以党内法规执行力为分析视角

党内法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这意涵着党内法规不仅对政党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通过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效力，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是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逻辑。在深入分析党内法规执行逻辑和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等路径，进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政党基层组织的现代化转型初探

一、社会转型对政党转型的要求 1．社会现代化转型对政党基层组织造成了外部压力。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为农耕社会，作为—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外在压力要求陕速实现转型和发展，而其社会成长尚无力量支撑转型，政党必然成为其转型推动的主导力量，并为适应这种现代化的转型，自身组织结构、运作机制和动员方式亟需实现转型。     

中国之治与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中国之治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多党合作为显著特征的政党制度,旧式政党制度是以多党竞争为显著特点的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相对于旧式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表现出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在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家治理效能上的双重超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优势突出表现在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利益整合力、民主科学的决策力和秩序保障力,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管用、高效的民主制度体系。     

大数据在行政决策中应用的反思与优化——基于科层制运行视角的考察

大数据提高了科层制的运行效率，在行政决策中发挥着扩充决策依据、改良决策方法等独特功能，但数字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影响是双向的，受制于科层制中的固有变量以及大数据与科层制之间的冲突等因素，大数据的嵌入不仅未能真正改变传统组织结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层制“绑架”，导致技术赋能变“负能”，带来行政决策的新难题。基于治理要素的构成视角，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明确决策者、公众、专家、大数据四位一体的治理主体，形成考核与问责机制联动的治理制度，构建整体性治理方式等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对策，以系统优化现有的科层制，消解其积弊。实现技术其外、科层其内的融合性治理架构，真正实现技术赋能价值的回归，进而提高大数据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扶贫场域内科层组织的制度弹性——基于广西L县扶贫实践的研究

基于广西自治区L县的个案研究发现,在依托于政府庞大科层组织构建起来的扶贫场域中存在着各种"动员体制的再造形式",包括扶贫"领导小组"、扶贫管理的任务-目标取向、对口支援、定向扶贫和扶贫运动等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多元参与机制等。这些动员形式在实践过程中能够缓解科层组织包括政策部门化、制度僵化等"科层制反功能"。本文引入"制度弹性"这一分析性概念,从制度内涵和运作过程两个维度考察这些再造形式,其中定点帮扶的扶贫手段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弹性最高,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通过强激励将制度执行者与制度施与对象紧密联系,形成"共容利益"。依次递减的是领导小组的扶贫组织和任务-目标取向的管理方式,而社会多元参与机制基本缺失。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文章主要是对这些制度安排在扶贫场域内的动员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分析,对于制度背后激励设置、委托代理关系等学理机制有待深入的挖掘。     

公共政策失灵及其治理

市场作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因其本身的缺陷常常出现失灵，因此，政府需要利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利益的分配，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加剧，各利益主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而相互进行博弈，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利益的相互博弈过程中出现公共利益的损耗，导致失灵。公共政策失灵主要表现为显性失灵和隐性失灵，为此，必须从制度、公民参与、优化环境等途径对公共政策失灵进行治理。以真正实现公共政策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正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政党,就是政党治理。本文拟围绕国外政党治理涉及的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简要梳理欧美、东亚等部分国家的主要政党是如何严格自身治理的。一政党治理涉及的第一个层面、第一重治理关系,就是政党内部的治理,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内执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这是政党治理的主要内容。1.党员管理:敞开吸纳,分类管理。就党员吸纳     

基于“信息”的食品安全治理进路之反思——以公众监督为主要研究对象

面对食品安全领域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市场失灵甚至政府失灵,重塑信息通路、构建多元共治体系诚然是有效解决眼前困境的关键。然而,我国当下社会公众普遍对于食品业者道德水平、政府治理能力以及各类主要食品信息来源准确性的质疑,不仅引发了消费者的非理性反馈行为,并由此导致了对食品业者质量选择行为严重的负面激励和政府治理负荷的加重,同时亦使得矫正消费者制度信任与参与激励的信息可验证性要求过于苛刻,令作为共治体系关键一环的公众监督无法实现。在此背景下,应通过适当提升行业自律以放松信任危机背景下"社会共治"对于信息要件的苛刻要求,最终将社会监督引入正轨,并以之为契机形成各共治主体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协商“失灵”风险及其规避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渠道。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有利于推动治理现代化、发挥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但是,社会组织协商也可能出现"失灵"现象,诸如协商群体极化、协商过程裂化和协商结果异化等。导致社会组织协商"失灵"的原因有:社会组织的自利行动取向、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失灵、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缺陷等。规避社会组织协商"失灵",需要做到三个方面: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协商文化建设;加强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建设。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强规范性特征

规范化是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典型特征和关键因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自我革命的理念、原则和模式更加集成与系统,这标志着强规范性特征的形成。强规范性体现在观念规范、组织规范、制度规范和责任规范四个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重塑政党组织伦理的主体要件和破解政党治理非制度化的实践路径。这种强规范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规范化导向、传统文化的责任伦理和现代政党治理需求有机融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