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与村民自治的关联分析——兼论村级治理的经济基础

按照村民自治原则进行集体土地管理,是村级治理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内在制度要求。集体土地具有公共利益属性,成为激活村民自治运转的经济基础。围绕集体土地利益分配产生的村级公共治理活动,形塑村庄政治基本格局。开展集体土地民主管理活动,需要在国家政策前提下进行,外部制度供给变化会带来村庄政治格局变化。但是,过于细致和具体的国家政策,深入到村庄公共事务内部,形成国家替代集体进行村级治理的局面,压缩村民自治发挥作用的合法空间,消解村庄自主治理机制。村级制度建设要做到规范化并保持村民自治活力的平衡,才能有利于村庄善治局面的达成。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中村级议事协商的逻辑、困境与出路——基于主体、制度、程序三维视角的思考北大核心

村级议事协商作为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具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拓展民主参与渠道、提升协商民主质效等重要价值。从主体、制度和程序的逻辑分析框架看,当前村级议事协商存在参与合力不足、制度不够精准和程序运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此,要推动村级议事协商从问题解决到主体能力提升的功能性转变、从宏观的制度安排走向微观统筹、从形式上的程序理性走向实质有效,为乡村振兴事业注入治理新动能。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

乡村协商治理理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呼唤,乡村多元社会的关切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表达,村民自治创新的制度供给;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是民主与协商的内在统一,本质是人民民主,特色是农民的平等协商,重点是村民之间的理性包容,途径是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农民权力常态在握,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农村干部腐败变质,培育现代农民公民资格。     

村民自治结构的政治学分析

村民自治结构是指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种表现形态。内部结构是指由现有制度体系规定的村庄内部各治理主体的法律地位、相互之间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模式。但在基层国家权力的作用影响下，村民自治表现出了比制度规定的理想状态更为复杂多变的关系，各治理主体之间产生了许多冲突和矛盾（如两委关系失调和乡村关系紧张），形成了村民自治的外部结构。在村民自治的实际过程中，外部结构与内部结构交叉重合，形成了村民自治的现实结构：一方面，乡镇党委通过对村党支部的领导关系以及村党支部对村委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村委会的领导权；另一方面，乡镇党委又通遍对乡镇政府的领导关系以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指导关系实现了对村委会的实际管理。这表明，村民自治并未使得国家权力从乡村社会退出，而是继续保持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承认这一现实是提高村民自治绩效的基本前提。本文旨在从政治学的角度对村民自治结构作一梳理分析，这对于我们清楚认识村民自治的现实，明确并理顺村民自治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与逻辑视野下我国村庄精英治理的情境与过程探析

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村庄精英主导的。在历史与逻辑的视野下,选取情境与过程两个维度对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度剖析发现,现阶段的村庄精英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继续改善的必然性,从精英治理向民主治理的过渡乃是提升村民自治水平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发展民主中实现村庄“善治”——对天津市武清区深化村级民主的研究

“善治”的本质特徵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民主执政的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村民自治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村级党组织民主执政能力与村民自治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实行了村支书担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针对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广泛性要求与村级民主成本短缺之间的矛盾，推行了户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武清区近期深化村级民主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村民自治与村党组织的民主执政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是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十几年的村级民主实践，村民自治与村级党内民主已初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向；为防止村民自治的异化，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两委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之争；实现村庄“善治”需要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在大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其民主执政能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科学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工具合理性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项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制度 ,兼具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村民自治的工具合理性在于它推动了乡村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经济进步。一、村民自治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民主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乡村直接民主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政治发展。1 村民自治培养了一批乡村的政治精英 ,有利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第一 ,在民主选举中 ,广大农民将素质好、能力强、作风正、乐于为群众服务的优秀人才推举为他们的领头人 ,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村级干部队伍。民主选举不仅使村级干部结构和素质得到优化…     

论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

村民自治运作中的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形式,它在主体、客体和方式等方面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政治参与形式的独有特点。以各村民群体参与村庄治理活动的状况为标准,村民自治大致可以分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导型"、"群众自治型"三种模式。现阶段,村民的公共参与实践与其制度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偏差,并呈现出非均衡发展的态势。     

1949年以来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变迁问题考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村级组织体系历经多次重组,引起了村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迁。在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而村级组织的重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构;在村庄外部,村级组织是连接国家与分散的农民的组织载体,有效加强了国家对农村的控制与治理。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将村级组织作为权力主体,建立国家—村级组织—农民的三重权力分析框架,成为深化乡村权力结构研究的重要路径。     

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以S村选举问题的处理为例

影响村民自治的原因较多,乡村关系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S村的第四次换届选举的再次流产为例,描述不同利益主体在此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的行为与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致与冲突的行动逻辑.文章指出,要重建新型的乡村关系,建立镇政府和村级自治组织之间合作治理农村公共事务的运作机制.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下的“富人治村”现象分析

21世纪初以来,"富人治村"现象不断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富人通过村民委员会选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在治理村庄过程中,这些富人的目标和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对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些富人依法竞取村庄核心权力并改变了村庄面貌,但也有一些富人当选村干部后大权独揽、以权谋私,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相背离。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应使"富人治村"与"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相契合,引导富人村干部成为乡村振兴的积极推动力量。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公民社会是公众参与性社会,是公权力有限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社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展,目的在于构建公众参与性的乡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农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使村民自治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推进村民自治、促进乡村治理的战略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     

协商民主与村民自治制度的价值重拾

价值目标是制度运作的必然追求,现实农村情境的复杂性,对村民自治价值有效实现提出巨大挑战。协商民主之于村民自治,在主体包容、信息共享、社会团结、多元认同、社会法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成为重拾村民自治制度价值的必经之路。结合现实,农村协商民主机制的有效嵌入,需要在理念培育、行动网络构建、制度保障及协商民主氛围塑造等方面予以努力。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路径探析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城乡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由于人才流失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匮乏,乡村治理仅靠行政力量的纵向嵌入与村民横向自治,治理成效不容乐观,乡村普遍出现了"空心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生态环境恶化、传统文化淡化、村民自治无力的困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研究的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不断发展,学界对农村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精英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研究中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农村精英的定义、结构,角色、地位和功能变化,农村精英的更替和流动机制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缺乏关于中国村庄精英内部对资源掌握状况、对不同性质资源支配力传递机制及其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影响的研究,对体制外精英,中西部地区乡村精英的缺少关注,如何协调精英博弈与村民实质性自治研究不深入等问题。     

偏远乡村社会治理的隐忧及其治理机制改善的实证研究——基于广西的调查

当前,偏远乡村因治理场域远离当地行政中心,具有基层治理难以有效辐射,上级监管难以有效延伸,村庄治理机制难以形成,加之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村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影响着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使偏远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体行为失范、社会生态恶化、环境治理乱象及土地使用无序的隐忧开始显现。为此,要有效应对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上述隐忧,应该着力改善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从明确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建立健全偏远乡村民间组织建设,创新村民自治机制入手,为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