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违约中信赖利益的适用

在合同违约的情况下,对期待利益进行赔偿是最常见的救济手段。期待利益虽然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较全面的赔偿,但依然存在着证明难度高、证明责任大以及对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当事人无法给予充分救济等问题。信赖利益基于其是既存利益的特性,证明难度低,可以对期待利益进行补充。对信赖利益进行赔偿,可以充分救济非违约方,保障交易安全,防止出现非违约方无法获得赔偿的不公正现象。违约中的信赖利益赔偿主要适用于期待利益难以证明或难以确定,以及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期待利益无法弥补信赖利益的损失的情况。如若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并存,二者不能得到同时赔偿,当事人只可择一主张。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论我国《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制度

预期违约是英美法系从判例中发展而来的制度。预期违约制度针对违约方的预期违约行为,通过赋予非违约方行使解除合同或者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救济自己被侵害的权力,从而维护交易的自由与安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贸易与交往的频繁,导致合同纠纷日益增多,预期违约制度通过其先期行、高效性,给非违约方提供法律救济。针对我国合同法在预期违约制度上的缺陷与不足,提出建议:立法明确预期违约制度的判断标准;扩大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完善预期违约的救济方法;增加对违约方拒绝履行撤回权的规定。     

论非财产性损害合同救济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虽然对非财产性损害给予合同救济已显现为一种国际潮流,但在我国,否定说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已成为制约非财产性损害合同救济的理论障碍。笔者从侵权法不能解决因违约而产生的非财产性损害救济需要等五个方面指出了否定说的漏洞和缺陷,并且从完全赔偿原则和可预见的期待利益(或者履行利益)规则两方面为非财产性损害合同救济正当性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正面论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     

WTO规则和中国宪法适用的基本涵义及特点

WTO规则和中国宪法的适用,首先关系到WTO规则适用和中国宪法适用的两个基本涵义。就“适用”一词而言,是指实施性的应用。而WTO规则适用和中国宪法适用的涵义,是指法定原则、规则的实施性应用。不过WTO规则的适用和中国宪法的适用,不仅具有一般的适用涵义,而且具有特定的适用涵义。本文着重从特定的涵义上加以认识,从中分析WTO规则和中国宪法在适用上的特点,以此对中国的国际法地位和法律保障作些思考。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运作规则初探

在中外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中,行政复议制度都被视作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一项重要的行政救济制度。但是．政府信息公开是我国行政法中一个全新的领域,其对我国传统的行政复议制度的具体适用性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在行政复议的受理规则、申请规则、审理规则和复议决定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特殊性。     

规则缺失与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对当前国内收入分配问题的再认识

当前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由"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这两类规则"失灵"导致的,而要归结为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规则缺失.建立规则的合理路径,就是要坚持"强国家一强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一方面要保持既有的"强国家"特色,提高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能力,加强其对收入分配领域的调节;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以调节收入分配,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能力,要遏制公权力的市场化,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     

论预期违约制度

预期违约是违约的一种特殊形态 ,它是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 ,它具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是明示预期违约 ,二是默示预期违约。预期违约的救济手段与实际违约一样 ,都是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论侦查阶段非法证据排除

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侦查阶段实际上是获取证据的最佳也是最初阶段,对后续的审查起诉乃至审判活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虽然规定了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要求,但是排除主体、启动程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救济等核心性要素却付之阙如。检察院审查批捕活动也发生在侦查阶段,亦需要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加以审查,以充分发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司法中的重要作用。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公共秩序原则与外国法的适用

公共秩序制度从本质上是外国法排除适用规则,体现了国内法对本国根本的法律和道德原则的维护。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运用公共秩序规则必须注意区分国内民法上的公共秩序和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的同时亦不能完全适用本国法进行替代。     

网络出版版权保护问题探析——以百度视频侵权案为视角

2014年的百度视频侵权案使得网络出版版权保护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其中的避风港规则的适用问题和海量网络作品的版权许可问题尤为突出。解决避风港规则适用难的问题关键要借助红旗规则来明确其使用的前提条件,而海量作品的网络出版授权问题则要通过完善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来解决。     

WTO规则对加强行政执法的要求

我国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必须接受WTO一系列规则的约束,主要是对政府的义务要求,而我国的行政执法现状却与此有极大冲突。要适用WTO规则的要求,必须全面更新行政执法观念,重构执法职能体系,充分利用ETO规则发展我国经济。     

司法公正的标准——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事司法现状

法律公正的标准应当是:第一,最终的调查认定结果客观真实,对行为人的处罚适当对等,且能体现社会文明和人道主义,伸张了正义,恢复了社会心理秩序。第二,法律有事先确定的能够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则和明确的可操作的程序;法律的适用能够做到无偏见地严格地适用公开的规则,平等地对待每一方当事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具体的案件。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完全统一,是实现法律正义的最佳状态,但由于法律本身的局限,这种完全统一始终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于是正义的救济就成为一个无奈而必须的选择。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构想

当今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立法或实践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体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建立合理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国应当立足国情,构建属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     

论诽谤罪的真实性证明

"真实性证明"在诽谤罪的认定中处于核心地位。真实性证明,是对已经具有违法性的行为的一种程序上的自我救济,当真实性证明能够完成时,仅仅是阻却刑罚的处罚,真实性证明应当属于刑罚处罚阻却事由。通过举证责任的改变,被告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有所降低,并因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免责机会。     

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思考——比较、反思与构建

本文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立法概况入手,采用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法视角剖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具体建议:确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司法最终原则;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地位;建立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和不公开审查制度;构建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则.     

旅游合同精神损害赔偿的法理探析

旅游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整个过程和最终效应都是以获取精神享受为指向。在民法中,传统二元制模式的民事救济制度设计中,合同违约不能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显然不适应旅游合同的内在要求。旅游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之处在于其合同标的是精神需求。因此,确立违反旅游合同的精神损害赔偿,对于保护受害者合法利益,维护旅游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党党内规则研究

党内规则是七种党内法规之一,同规定、办法、细则一道对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对于保证党内生活健康开展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党内规则是党内法规建设的薄弱环节,还没有一部成熟的党内规则。为此,我们应该立足现实,加强研究,逐步建立基本规则和具体规则相统一的党内规则体系。当前尤其要处理好党内规则与党的准则、党内规则与党的纪律、党内规则与议事规则、党内规则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切实提高党内规则建设的科学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