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

黑龙江省以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带来了新的亮点。但是,在其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应采取的对策是:政府加强政策支持和提供相关服务;依法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保证每个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强化领导,营造氛围,推进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模式与动力问题研究——基于西北地区的调查样本

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发展迅猛,越来越成为乡村社会治理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其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逐步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经济能人领办型""企业带动型""村社组织协作型""政府扶持型"等多种可借鉴的发展模式。文章通过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从客观结构与主观能动出发,对二者相互交织的动因进行详细分析,深层次探讨提出了合作社嵌入乡村治理模式本质性的动力来源,旨在使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模式构建更具理论性和实践价值。     

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变革展望——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是我国小农水供给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治理的运作实践中,经常出现“行政层级中的行政发包困局”“项目进村中的政府购买局限”和“科层化运行中的技术治理异化”等现实问题。造成这些项目制治理问题的根源主要源于国家视角下项目制所内含的行政统合治理逻辑和机制。因而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未来变革的关键路向就是要不断强化村庄自主性、增进农民主体性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治理格局,建构政府、村庄和农民等协同合作的项目治理体制。     

缓解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构想——以长株潭公交一体化为例

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借鉴合作治理理论,通过对长株潭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公交一体化政策制定过程的案例研究,剖析影响地方政府问合作进程的关键要素,提出缓解地方政府间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指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突破点在于提供合作治理的平台,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来自官僚体系内更高层政府或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推动、需要富有权威性和协调力的合作组织,以及需要有多元化的参与者.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青县模式”与“麻柳模式”:两个基层民主创新案例的比较——兼论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前景

在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实践中,以“八步工作法”为核心内容的“麻柳模式”和以常设的村代会为主要特色的“青县模式”是两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创新案例.由于产生背景、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领导人意志等因素的不同,这两个基层民主治理模式也体现出明显差异,分别体现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的特点,在制度设计、具体运作和制度绩效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但这并不排除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点.从解决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角度来看,“麻柳模式”和“青县模式”都表现优异,并且体现出一些对中国农村民主治理的规律性认识和共同启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不能局限于村委会的选举,必须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方面不断深化.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国际借鉴

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弱化农村金融风险,扩宽农村融资途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经历了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制、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取缔和资金互助社防偏规范的曲折发展过程。从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的演进历史来看,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发挥政府作用,由政府扶持规范到逐步退出并进行监管,防止异质化、官僚化和垄断;明确市场定位,坚持合作民主原则,提供灵活的金融供给;实行多元化经营,逐步实行中高层股份制和基层代理制的变迁。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要不断深化"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的信贷服务体系,探索合作社间信用合作业务的自身联合并与现存金融主体合作,将政策性与商业性信贷有机结合。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进入调整和完善时期的机构改革：建构高质量的政府

通过对政府组织体系、政府与外部组织关系两个层面的改革，前八次机构改革建构了一个政府治理体系和运作的基本架构。新一轮机构改革是在深入推进前八次机构改革基础上所做的调整和完善。研究认为，未来的机构改革应从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模式等三个层面进一步加以调整和完善，具体在于政府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同步演进。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农民现代化与发展本体的时代性变迁

本文从“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本体论出发,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变迁,分析了农民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作用。在社会转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作为发展本体的问题,将会直接影响到农民今后的发展前途,同时也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农民作为“自然——人——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本体的其中之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是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从而实现农民全面的现代化。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深度与多元政策调适

安全生产的政府监管存在治理深度与事故风险严重程度失衡与错位的问题,即监管政策应用中出现的对重大风险轻微处置、对轻微风险严苛规制的现象,这会导致政策实施的低效,不利于发展与安全的统筹,甚至诱发外延风险,带来社会问题。为把握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与风险治理的内在逻辑,以需求溢出理论为观察视角,构建“公共风险—治理深度—监管效能”分析框架,并结合T市开展“包容审慎监管”的案例,依照差异化的事故风险定位监管深度,形成“审慎—包容”两种治理深度不同的监管政策,同时推行监管效能的内部调适政策,在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对执法措施冲击群体利益的公共风险予以有效化解。     

韩国的“新村运动”

在上个世纪70代初,韩国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等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韩国政府开始实施“新村运动”,其主要做法:一是在“新村运动”发展初期主要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由政府通过对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新村项目开发和工程建设、新村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扩大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充分调动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二是在“新村运动”发展中期采取政府培育、社会跟进的发展模式,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