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益分化与合法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对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但利益分化也给政党合法性带来一定难题,比较突出的有价值认同难题、利益均衡难题和风险频发难题等.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加强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即政策供给、总揽协调、价值引导和组织整合.     

"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努力寻求合法性认同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总结。目前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我们党执政合法性的增强提出了权威和秩序的双重诉求。我们党必须认真面对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积极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影响力 ,在主导中国社会发展中确保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持久。“三个代表”正是蕴涵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对执政合法性诉求的时代命题     

网络媒体兴起对执政合法性的影响及其应对

网络舆情是反映政党执政合法性状况的重要指标,网络媒体是执政合法性认同消长的晴雨表。网络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媒体为增强政党执政党合法性提供了机遇:为执政党了解社情民意、密切党群关系、树立良好形象提供了重要平台;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对政党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网络媒体兴起后出现的纽带联系松脆化、社会矛盾显性化、观念整合非权力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执政党的社会影响力,造成合法性认同困难。执政党应对网络媒体影响应该做到重视研究网络媒体、积极引导网络媒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善于驾驭网络媒体。     

有效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探析

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牢固树立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及时、合法、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

潘怀平的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动性策略与机制一文指出,党面对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能动性决策,彰显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能力。党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种考验引起的执政风险,实质上就是要自觉承担起有效地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执政责任。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执政风险;党只有积极执政能动性决策,才能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中国共产党软实力提升的路径选择——基于廉政文化建设的视角

执政党的软实力源于民众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其政治价值观的追随,乃至其作为执政党的亲和力.廉政文化建设为中国共产党软实力提升提供了有效路径:培育廉政价值观,增强党的政治价值观的感召力；建立健全廉政制度保障体系,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说服力；创新廉政文化传播载体,增强党执政形象的亲和力.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软实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加强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执政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随着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一系列新情况,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遇到了很多新的问题,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我们党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增强人们对党执政地位和执政理念的认同和忠诚度,巩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社会资本理论视阈下巩固党的执政权威问题探论

巩固和维护党的执政权威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由信任、网络和规范资本构成的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关系结构内的极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为党的执政权威提供合理性、合法性和系统支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党的执政权威遇到新的考验和挑战,对此,应采取有效方略,积极拓展社会资本,巩固党的执政权威:提升党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巩固群众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同;扩宽群众有序参与渠道,编织党群合作的参与网络;构建群众利益保障机制,规范政党活动方式,从而确保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     

转型时期利益协调机赦的问题及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协调机制经历了重大调整，但依然存在利益格局失衡、利益表达渠道单一、利益整合机制滞后以及利益矛盾调处方式简单等问题。通过建立制度化的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建立多元化的矛盾调处机制，将有利于建立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促进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