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再研究——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切入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对抗加剧等特点和态势。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公民社会建设滞后与公民社会组织匮乏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防治群体性事件必须积极推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并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政治的素质,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组织,拓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及其治理路径之思考北大核心

根据发生缘由、核心诉求等方面的不同,环境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事后救济型群体性事件和邻避型群体性事件。两种类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性质、参与主体、产生的原因、发生的时间等方面都有显著区别。通过对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变和治理过程的分析发现,法律制度不健全、司法在整个过程中缺位是造成当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且暴力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此,根据两类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成因,分别建立有针对性的诉讼制度,畅通公众表达、参与和救济的司法途径是我们解决和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有选择。     

政治参与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探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同时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存在诸多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公民无序政治参与,因此,构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防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积极举措。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

群体性政治参与是社会利益群体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社会组织或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全局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体性政治参与体现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二是群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增加。新时期影响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因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触发了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政治参与的热情。现有的公民团体和社团组织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渠道,但人们对这些组织化渠道的利用还并不充分。我国群体性政治参与的有序发展既离不开社会层面的组织建构和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即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要实现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序和高效,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制度是关键。而制度障碍正是目前制约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一大瓶颈,应从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制化以及重点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公民建议、批评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具体制度建设着手,以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环境。     

以有序的政治参与化解信访难题

信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政治参与理论警示我们,不同的参与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才符合政治稳定的要求。当前中国信访参与陷入了种种困境,以政治参与的视角透视其成因,包括政治制度化水平低、相关法律制度不规范不健全、官本位与传统"清官"情结的影响、上访者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等。鉴于此,提升中国政治制度化水平、完善法律引导、大力发展政治参与型文化,同时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网络信访、社会组织参与等新形式就成为化解信访难题,引导公民信访参与有序化的重要途径。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因素分析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诚然，这类事件大多与某些党政机关处置不当，漠视群众利益有关，但笔者认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制度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与现行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联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是公民“话语权”在制度内失效的某种回应。因此，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对于解决“非制度性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分析

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是指在正式的制度渠道缺乏或者不通畅的条件下,公民采用非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的决策,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得以实现的过程。在我国,非制度化利益表达的形成机制主要是由于正式制度结构的不健全和不均衡,政治表达主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地位偏低、政治效能感脆弱,以及政治参与的环境中社会结构的断裂三种因素造成的。而走向公民有序利益表达的对策是:提高制度化水平、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公民参与教育以及建立社会控制等几个方面。     

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是社会群体性突泼事件的高发期，从政治参与的视角来看，社会群体突发性事件是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政治参与不仅指合法的参与，也应包括非法的参与；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从动员型参与转向自主型参与，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解决的路径主要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努力。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农村征地型群体性事件的博弈论分析

农业税的取消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向农村的推进,改变了土地与乡村各主体的价值关系,导致农村土地博弈激增。农地产权制度和征地制度的缺陷致使激增的土地博弈呈现无序化趋势,由此所产生的矛盾无法有效地、制度化地解决,致使征地型群体性事件频发。由于此类群体性事件中各主体所追求的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相互缠绕,所使用的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相互混合,决定其处置难度更大。治理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之策在于通过乡村综合改革使土地博弈走向有序化。     

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于认识我国现阶段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从风险社会的视角审视,利益分化和制度缺失是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重要的原因,而群体性事件又显示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居于这样一种基本判断,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是各个社会阶层的成员充分、有效参与的利益协调机制。     

城乡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论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环保类群体事件"表明,城乡行政规划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的需要。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有助于聚集公民智慧,促进最佳城乡行政规划方案的形成,保证公益和私益的平衡,保障城乡行政规划目标正确导向,提升行政规划的社会认同度,从根本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公众参与城乡行政规划的意义和价值缺乏足够认识,公众参与主体范围有限,配套制度尚不健全。因此,城乡行政规划部门应树立公众参与的法治观念,国家应当努力扩大公众参与主体的范围,逐步健全公众参与的相关制度。     

现代新型纠纷: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防范与对策

作为社会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课题之一,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是环境纠纷中的重要类型,具有预防性、主观性、易变性、群体性的特征,其产生包括政府对潜在利害对立关系处理不当、公众参与原则未能实现,以及权益救济渠道不畅等原因。针对我国目前对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处理模式,实践当中应在对纠纷类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公众参与程序,发挥环保NGO的专业性与组织性,完善环境权益救济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其体制性症结除了地方基层政府不依法行政外,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此外,在一些特定领域,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找不到利益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要从体制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引导公民参与法制建设的合理机制;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接近正义理论,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制度。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政治控制的视角

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加大了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的步伐和力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存在一定的问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稳定。需要从观念、技术、手段及制度等层面对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施以政治控制,以促进公民参与的有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