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非营利组织基层公共服务作用的缺失与加强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应是基层公共服务的积极参与者,但当前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服务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运用网络治理理论分析并参考西部地区的实证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西部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缺失主要表现在参与公共服务范围较窄、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方式被动等方面。对此要加强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基层公共服务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建设、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观念、培育公民社会。     

社区治理中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研究

以社区治理项目为研究单元,对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对参与社区治理项目的价值认同推动企业与非营利组织建构合作关系;它们之间的资源互补,与受助者在社区治理中的共同决策是合作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其中,行业协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公益平台、协调推进、宣传推广的作用。研究说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参与社区治理可以成为企业履行社区责任、发挥社会治理效应的常态。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

非营利组织作为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几点措施如下:政府应对非营利组织给予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与帮助;非营利组织要加强自身独立性,同时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平等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应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重视对志愿者的教育和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使志愿服务社区化。     

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及其研究价值——从“全球性结社革命”和合作治理谈起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性结社革命"的兴起推动了人类社会治理从管理到合作治理的重大转变。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治理的新形势,势必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提出相应的变革要求。在合作治理的框架下,管理与服务的位置颠倒过来了。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既是来源于合作治理,又是为了更好地合作治理。从合作治理的角度研究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创新,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社区治理存在着诸多主体,包括党组织、政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居民个体等,这些主体在协同治理的过程中会出现"治理失灵"的现象,使多元治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为此,社区党组织应构建治理框架、制定规则并与其他社会力量对话合作,以解决多元主体角色不明、社区治理缺乏明确法律法规、社区多元治理的思想基础相对缺乏、多元治理平台建设缺陷等问题。     

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和评估

当今治理理论的引入和发展适时地促进了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在治理理念下政府应转化职能,减少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大量政府职能要市场化、社会化,向整个社会转移,向企业、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等转移,使从事社会服务的主体多元化。平衡计分卡评估方法的引入,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的多元化治理模式,从财务、内部经营过程、客户和学习与成长四个方面进行努力,展开评估策划,实现相应指标。这是对评估指标的系统衡量,充分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运作业绩,实现其组织目标以及最终使命的完成情况。     

治理视野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公共事务的纷繁复杂和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使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关键加入者”。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公共物品、培养公民精神和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构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机制,两者都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政府应积极地转变职能,合理界定公权力、制定法律法规、加强沟通,促进信任。非营利组织要强化自律,提高社会公信力,回应社会的需求。     

论社区服务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以社区慈善超市为例

单位是组织社会成员、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社会单元。"后单位社会"的来临对社区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组织,尤其是非营利组织在社区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具有填补服务空缺、促进社区善治、提升社区社会资本、推进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民间非营利组织优化社会共生关系的行动策略——以s市H社区服务中心为例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浪潮,使民间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得到较快的成长,为提升自身合法性地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分别在政治共生系统、经济共生系统以及文化共生系统内与政府、企业、高校、媒体等多元主体进行资源互动,以优化自身的社会共生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过渡期非营利组织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转变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政府职能转变过渡期凸显出了政府主体与非营利性组织、市场三者间相互关系的诸多问题。立足于其科学定位,非营利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并通过传播价值是引导经济发展方向、通过协调机制参与社会治理、通过沟通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北京城市管理社区参与路径探索

本文通过对北京城市管理中社区参与主体的调查研究,发现存在着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率低、非营利组织功能发挥有限、营利组织对社区的支持少等问题。分析认为,居民参与率低的原因主要有经济、文化、空间和渠道等方面的制约;非营利组织作用有限的原因有来自外部的和自身的障碍;企业支持少的原因在于企业追求利润的天性以及社区很难为企业创造现实利润。为促进各社区参与城市管理,本文从体制创新、居民、非营利组织、物业公司及驻社区单位、自愿者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从补缺式模式到定制式模式: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战略转型

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选择,体现了政府职能的定位与公共事务治理之道。补缺式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基本形态,有效地填补了政府的缺位,为民众适时地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公共服务。在政府逐渐履行其基本公共服务职责后,非营利组织在这些领域的角色越来越弱化,需要有一个角色的战略性转型和功能的全新提升,相应的,中国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渐从补缺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走向定制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作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方向,其目标就是建构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战略性合作联盟这一理想模式。这种战略性联盟是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新体制,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合作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及通过个性化、差异化的定制方式提升政府回应性水平,进而形成一种战略性联盟,并在此基础上,以深化流程再造方式来全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服务质量。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伙伴关系是现代西方国家福利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应,既是拓展社会福利来源,优化社会福利供给的有效策略,也是回应社会组织参与诉求,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举措。以北京市的案例研究来看,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过程管理以及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困境。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功能、原则及意义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严重缺陷,群体性事件的善治要在政府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中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以发挥其信息收集与传递、构筑沟通和对话平台、社会服务和社会监督、宣传和教育等功能.同时,非政府组织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在参与过程中应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树立长远目标.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各层级政府、非政府组织自身以及利益受损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是维护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和谐有生力量.     

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探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社区治理和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尽管随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依然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为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社区内成员的信仰危机以及压力型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