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角色的隐喻:理论意蕴与现实启示

政府角色既是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以保持系统内外平衡的动态过程,也是社会各力量对比、较量和重复博弈的结果。中西方关于政府角色隐喻的变化,暗含着政府角色变迁在推动力、趋势以及轨迹等方面的规律性特征。政府只有把握这些规律性特征,根据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适应社会系统内各力量的对比情况,进行适时、动态的角色调整,才能起到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稳定、发展、繁荣的作用。     

行政透明化：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

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善治理论得以提出,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相关国家实践的结果来看,“善治”政府是符合现代社会历史发展需求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要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必须提高善治水平,而善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行政透明化建设。可以说,行政透明化是打造“善治”政府的切入点,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善治视角下我国行政透明化建设的思路在于:首先,要完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促进行政透明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其次,要加强国家立法,尽快制定并完善关于行政透明的相关法规;最后,要加强电子政府建设,充分重视网络对行政透明化建设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对政府行政伦理的现实诉求

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全新的时代特征,需要政府解决一系列问题,需要政府在社会更高层次上进行管理、调节和引导。建设民生型、服务型、德治型政府,提高政府的行政德性和行政效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对于政府行政伦理提出了全新的现实诉求。对此,我们可以从政府行政权力的本性、社会治理的变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道德现代化等多个视角加以把握。     

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重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政府行政系统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迁情况下,也必然要进行变革,与政府改革必须同步的是行政文化的重构。在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重构中对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辩证的扬弃是首要工作,同时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作正确的认知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我国行政文化重构应遵循的价值维度。     

政府“官德再造”: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视角

“三个代表”对政府的本质要求其实就是以德行政。文章从制度分析学派的非正式制度视角,对行政道德的基本内涵及其公共管理价值,特别是其对于公共行政制度维持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意义做出集中分析。结论是,以德行政,重建政府道德威望刻不容缓。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从社会变迁的视角看我国行政法制的发展

行政法制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国社会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行政法制发展的历史背景,而社会变迁引起的各种转变也必将推动行政法制的发展。行政法制正是在与社会变迁博弈过程中实现与现代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制。     

论和谐社会的制度性起点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们近期努力奋斗的目标.和谐社会的根本内涵就是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社会各种关系之间的和谐,实现人民的福祉.要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关键是要有制度性起点,否则,就可能在关注目标的实现中,急于求成、主观随意、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在比较东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基础上,从西方行政改革理论的变迁角度.论证了公民、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关系,突出了以人为本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     

社会多元化对传统宪政模式的冲击

社会结构的变迁体现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中存在状态的变化。从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视角出发,考察在社会主体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变迁的过程中宪政所蕴含的权力制约、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等基本理念的体现,以及这一变迁过程对传统的宪政模式的影响,将拓宽我们研究宪政发展进程的视野,进而为我们理解这一变迁的意义提供新思路。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中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历史制度主义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政治行为连接起来,是观察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中观视角。推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变迁的主要变量是:外部环境——城市化与人口流动;新观念——社区复兴与新公共服务;行动者——基层呼吁与政府创新;关键节点——两办转发民政部《意见》。两办转发民政部的《意见》直接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提供合法性来源,使其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和创新,但在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也出现一些因需求增长和行政下沉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意外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