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价值,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国家治理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指导了国家治理实践。在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及中国化成果,形成了一脉相承又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目标、主体与方式: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析论

中国当前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既不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简单延续,也不是西方理论的机械搬用,而是结合中国国情和需要综合创新的结果。以此为准,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国家治理实践和思想。中国古典国家治理观的特色体现在:以秩序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以君为主导,多方参与的治理主体,以因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些虽然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可以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     

关于现阶段我国协同治理研究的反思

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对于指导我国传统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完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其研究内容还存在诸多误区。因此,要以"公共权力"而非"关系"作为研究逻辑起点,以制约公共权力作为"关系"的核心内涵,深入分析研究现状,正确阐释协同治理理论研究的相关要点,尽快走出研究误区,明确研究方向,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治理理论的层次分析

治理理论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事件。根据政府与各种组织和个人合作的层次及范围，可以将当前流行的治理理论划分为全球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对治理理论进行层次分析，有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治理理论。     

西方治理理论引入的社会条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源于西方学术界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政府与市场二分的一种超越,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治理在西方的盛行,必须存在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或者说是载体。因此,在没有对引入治理理论的社会条件加以客观理性分析之前,不要把治理理论当成包治百病的妙方,更不要盲目引入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行政学院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定位与作用

行政学院是培训公务员、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和决策咨询的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库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主阵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发挥行政学院在公务员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管理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作用,培养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策略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治理结构性因素和治理构建的策略选择具有密切关联,不同治理研究范式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及相应的策略选择大相径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尤其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治理研究范式进行理解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促使国家、市场和社会制度的重构,从而形成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市场、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式。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变,以治理理论推动社会治道变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但治理理论并非万能,作为一种后现代指向且尚在发展中的理论,它无法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完全契合。相对现实社会而言,虚拟社会治理更是有着自身的特殊性,需要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对治理理论的适用性给予特定观照。治理理论中国化在虚拟社会中的涵养与实践,应通过治理理念重塑,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参与秩序,积极实施从电子政务向数字化治理转变的治理方式创新,以合作与信任为前提重构多元主体关系,在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并举的同时明确权责边界。如此,才能真正使其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治理研究简评

从频繁曝光的城管和小贩之间肢体冲突,到2014年8月9日西工城建监察大队组织20余名小贩和市民参加座谈会共同探讨城市治理问题,我国城市治理的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中国,创新城市治理方法、模式、制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在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国家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其现实意义。本文从城市治理的基本含义、西方城市治理理论以及我国城市治理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实践及发展趋势五个方面对近年来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加以简评。     

治理类型的多样性演化与比较——求索国家治理逻辑

作为学术讨论和实践理念中的时髦词汇,"治理"是广大研究者关注焦点,而在此过程中其基本内涵却变得愈加模糊,这构成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潜在障碍。本文基于对实践中差异明显的治理类型的理论推演和比较,避免陷入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视角下概念界定的纷争,借力类型学分析作为理论探索的切入点进而呈现治理的学术脉络及治理知识的内在秩序。展现善治、全球治理、多层次治理、互动治理、元治理与智性治理等主要治理类型的形成传播过程、理论假设、实践特点与现实影响,并通过分析各类型所隐现的"治理失灵",从而客观认识治理的适应性局限,指出每一种治理类型不意味着要对其他治理模式的吞噬,其本质和共性均在包容共存的态势下求索国家治理能力和效能提升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为定位中国国家治理战略选择的着力点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政治学所具有的解释的、反思的特征对各国差异化治理模式的未来研究图景做出展望。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探析

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的诸多论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家治理思想同样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找到理论支持。从人民当权的治理思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与时俱进的方法论原则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探析马克思主义与治理思想相关联部分,论证我国治理体系构建的合理性。     

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鉴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在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建构我们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注意两个适用性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的治理概念适用性问题;二是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指标适用性问题。中西方在重视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务员的责任、关注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在中西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均忽视了对于参与主体各方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确定好参与治理主体之后,应该对其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定及评估。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华盛顿制度文明思想探析北大核心

乔治·华盛顿在领导和推动美国立国初期国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制度文明思想,包括将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依靠制度和程序实施国家治理、建立统一有效的国家治理结构等,奠定了美国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公平正义与社会治理理论创新

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三个方面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市场主导,创新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公平合理配置;从国家统治到国家治理,创新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公平合理配置。     

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逻辑——基于实践理性的视角

国家治理能力是制度的执行能力,是一种实践能力。运用实践理性的理论来分析和阐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向善""有效""正当"构成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治理目标、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也就构成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要素,国家治理能力的构建应当遵循这个逻辑。中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不难发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逻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和保障公民权利构成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逻辑。中国国家治理能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改革和法治的逻辑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