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中央与地方的博奕关系与制度创新

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传统的以行政组织为基础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对策博弈关系。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优势明显,往往相机采取诸如讨价还价、曲解规则、改头换面和公开抗衡等对策以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而上述博弈行为易导致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弱化、地方保护主义、经济行为短视以及“政治创租”和“抽租”等负面效应。笔者认为要有效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不是回归到集权的旧体制下,或者简化为“放权让利”的改革路线,而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博弈规则,提高双方的博弈水平,力求在满足地方利益的前提下达到全局利益均衡。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而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自身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人、政治人属性日渐增长,由此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关系更加激烈;地区利益的本位主义更是成了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依靠制度变迁,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均衡。     

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视角下的再阐释

中国经济相对稳定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其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央—地"关系和地方干部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在20世纪后2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性"分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和行为上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而中央对政治性资源的有效控制,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激励机制,使地方政府及其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围绕实现中央制定的政绩目标这一过程而持久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经济增长可以视为一种过程产出型经济增长。有效克服其局限并最大程度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从干部选任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监察体系创新等方面进行探索。     

长三角区域合作中的行政协议演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是长三角地区走向一体化的持续变革过程,行政协议的演化历程反映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作为地方政府间关系协调机制中的行政协议从"虚"到"实"、从"做做样子"到得到切实的落实,可以说是长三角走向合作的缩影。央地关系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境决定了行政协议的生成以及功能的状况,从而使行政协议在不同阶段会有着不同的表现。长三角的行政协议演进发生了一个逐渐由中央和社会双向作用下的竞争约束机制演变成地方政府维护竞争与协作关系的工具的过程。透过行政协议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一个发展脉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对待区域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参与到主动介入的过程,政府行为模式也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的转型。     

地方政府企业化:模式、动因、效应与改革

地方政府企业化现象是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也是"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厘清其运作模式、动力机制与影响效应,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乃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均具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在运行模式上涵盖了土地财政、地方债务、巨型工程和招商引资等四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它不但植根于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晋升机制等国内形势,而且溯源于分权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等国际趋势。它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效应,也有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作用,且消极作用正日渐超过积极效应。全面深化改革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市场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农民集中居住的利益冲突与协调机制构建

农民集中居住是农村宅基地经济潜能释放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厘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被置换农户三大利益主体的利益边界,是分析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前提.农民集中居住的主要利益冲突是地方政府自利性与公共利益和被置换农户利益的冲突.应当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遏制地方"以地生财"的利益冲动,秉承农民自愿原则,防止强拆强建,并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探析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存在事权范围不清晰、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划分缺乏法律依据、中央事权与支出责任不足等问题。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属性,科学界定央地事权范围;理顺各层次政府间关系,实现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责任划分法治化;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地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充分调动并激发双方积极性的基本路径选择。     

改革中的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作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传统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根除,同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一是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及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构中央与地方的优势互补关系;三是加快经济性分权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四是明晰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民主集中制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法则

我国的政府体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并没有转化为科学的法制规范。以至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若干重大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保持一种良性化发展的态势，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民主集中制的法制规范之中，尤其是把民主集中制规范为一种操作性和刚性兼并的法则。本文着重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法制构建，其目的就是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受到法制规范，并使地方政府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政治、经济和法律责任。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法律保障央地关系

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宪法》列举了国务院的一般职权,但没有明确哪些职权是国务院专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分析——基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多案例比较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响应表现出差异化的行为。本文立足于政策执行的经典理论,从央地关系和地方政府角色的视角构建地方政府政策响应行为差异化的理论解释框架。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策响应行为受到其扮演的“国家代理人”、“理性人”和“社会代理人”这三重角色的影响。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政策为例,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化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三重角色会影响其政策执行的主观意愿,地方政府可支配资源会对政策执行形成客观约束,最终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序列是解释其政策响应差异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理解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地方政府更好地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改善民生保障提供了新的思路。     

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与创新意义

我国央地关系的建构模式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境进行动态的协调与平衡。从权力分配、行为动机、体制根源等三个方面阐释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基本逻辑,可以解读出疫情防控下央地关系动态调整的成功经验与创新价值:中央临时"上收"地方应急指挥权,是高效应对地方非常规重大突发事件的创新型权力分配方式;中央领导下的地方政府间帮扶模式,有效分散了中央的应急治理压力;央地之间良性互动与有效协作,支撑国家应急治理体系高效运转;央地关系调整兼具灵活性与多样性,彰显国家应急治理的韧性与弹性;危机状态下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有效稳定了国家应急治理秩序。     

区域协调互动中地方政府阻滞的行为与制度解析——基于Int—B—Ins模型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行为深嵌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复杂交错的府际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制于国家宏观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的影响,表现为对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分析和消解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应该在承认地方政府理性逐利人本性的基础上,从行为与制度的视角入手.本文通过Int-B-Ins模型的建构分析,对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与制度成因进行了深层解析,并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互动提出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行为的制度创新路径.     

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行为逻辑及其治理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要求下,社会维稳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但在社会维稳中地方政府却陷入"维稳怪圈",出现维稳行为失范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僵硬固化的维稳观、压力型社会维稳机制、地方政府的自利性与财政压力。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社会维稳的治理路径选择,一是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正确区分维稳与维权;二是合理界定地方政府的事权,创新社会维稳的考核机制;三是规范地方政府的社会维稳行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简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政府职能

本文认为 ,“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一系列“新质”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我国政府管理的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1)我国政府必须实现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转变 ,(2 )要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 ;(3)应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文章认为 ,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总原则应当是 :“事关全局”的权力属于中央 ,“因地制宜”的权力属于地方。就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协调模式而言 ,可以从两个层次作不同的考虑 :就经济关系而言 ,应采取“市场关系为主、行政关系为辅”的模式 ;就政治关系而言 ,应采取以“条”的集权为主、“块”上的自治为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