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之启示——兼与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比较

检察审查会制度是日本特有的刑事司法制度,承担着对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功能,体现了司法民主化的理念.我国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基本理念及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大区别.本文从检察审查会制度的内容梳理人手,探求其对我国人民监督员制度发展完善带来的有益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检察实践问题浅析

2013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刑事和解制度,回应了司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争议。然而,刑事和解的立法并不意味着研究和争议的结束,立法留下自由裁量空间使得刑事和解程序在司法实践存在被滥用和曲解的可能。刑事和解是刑事司法制度上的一项创新,实施存在风险性,只有正确解读该制度,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不偏不倚地把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检察实践中去。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刑事和解的探索与实践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孕育出来的新型司法制度,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司法领域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应充分借鉴国外刑事和解的理论与经验,积极探寻和整合本土资源,并结合我国已有的刑事司法实践,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

探索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罪挽救的公诉制度,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诉讼价值改革,和谐社会建设的实现。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完善公诉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立法建议,并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的实践构想进行了探讨。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研究

司法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中的重要一极,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落实的必要路径.对此路径的认识缺乏以及规划错位,必然会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制度绩效的发挥,进而直接影响到国家犯罪控制的效果与人权保障的程度,因此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必须科学规划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的道路.就其未来实现而言,应该让最高司法机关承担刑事政策解释之重任,并把刑事政策解释作为各级司法机关的行动指南,违者必究.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检察机关自侦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几点思考

宽严相济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检察机关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根本方针之一。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若干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并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措施，也是对检察机关自侦工作执法办案水平和执法效果的重大考验。笔者仅就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如何贯彻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谈一点粗浅认识。     

简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立法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立法者已经意识到证人出庭对于案件的审理以及确保判决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是现代庭审制度的改革需要。由于立法和司法上的原因,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的立法仍存在不足,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刑事证人作证的立法,完善相关配套细则,应是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论刑事诉讼中涉案物品扣押制度

刑事扣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其对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人身权利关注较多而忽视了财产权利,造成扣押制度的立法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侦查机关滥用扣押权侵害当事人财产权的案例屡见不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对我国的刑事扣押制度进行了讨论。从刑事扣押的概念和内容入手,在借鉴英美德日四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介绍了我国刑事扣押的立法现状,分析了我国刑事扣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国刑事扣押制度的完善从立法技术和程序制度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论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因而仅靠一国难以有效防范和惩治。"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国家间进行刑事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意义重大。我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合作中适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时,应当处理好其与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的关系,同时依法择一选择"引渡"或者起诉的方式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考量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如何实践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目前,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已成为检察机关指导司法实践的基本刑事政策,但如何正确理解＂宽＂和＂严＂的确切含义,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则仍是司法实践的最大难点。必须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涵及适用的原则有一个全面、确切的理解,才能够在检察实践中作到在个案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确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论国际洗钱犯罪防治策略的完善

国际社会为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而制定的反洗钱法律文件,因国际反洗钱法律适用主体的有限性以及各国反洗钱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差异性而收效有限。为有效预防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活动,应尽快推进反洗钱国际刑事立法的统一,加强国际间刑事司法协助,完善金融服务及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