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无为问责:一种亟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

在整治"行政不当行为"的同时,需要对"行政不作为"或说"行政无为"有清醒识别,实施行政无为问责应是一条重要途径。行政无为比行政作为更难以界定,行政无为的责任亦难权衡,但如果没有行政无为问责,就可能无法很好推进行政问责制度。行政无为问责可以理解为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构及公职人员应当作为却无所作为而产生不良后果,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做法。明晰行政无为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与具体责任,有助于行政无为问责制度化,真正发挥其监督功能。     

干部“带病提拔”问题:形成原因与破解之道

大量的腐败案例中,腐败官员"带病提拔"现象较为普遍。干部选拔过程中存在的个别领导干部扭曲干部选拔原则、选拔的动议环节偏离设置初衷而导致选拔主体间的分工发挥失效、选拔过程中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机制不完善以及干部考察中存在监督漏洞等因素,是"带病提拔"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应在民主化和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上,实现价值塑造、制度重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正确认识和坚决执行干部选拔原则,以现代技术手段优化干部选拔机制;推进干部选拔过程的公开透明和民主参与;建立"制约—监督—问责"三位一体的干部选拔监督机制。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激励制度、问责约束与地方治理转型

正向激励与负向问责的二元维度,为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偏好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地方分权与官员晋升锦标赛等正向激励制度,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而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负向问责约束松弛,导致地方治理存在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偏低等问题。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及质量,提升地方治理的回应性和公平性,关键在于加强责任政府的制度建设,强化自下而上及横向的问责约束。     

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配套制度的思路

财产申报制度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是国家发展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建立有效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必须完善各项配套制度:推行财产申报资料公开制度,以便社会公众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财产举报制度,及时发现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腐败线索;建立"抓一把手"与"一把手抓"相结合的制度,促使"一把手"以身作则,并管好分管地区、部门和单位的财产申报工作;积极推行并严格实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问责制度,以确保财产申报制度的贯彻执行。     

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研究——基于全国350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中央强力反腐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干部的行政效能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的350个"为官不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履职不力、缺乏担当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主要表现形态,扶贫、拆迁和环保等领域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发生的集中区域。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自身主观意愿不积极、考核激励制度不完善和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应该从增强个人修养、优化考核激励以及完善监督问责三个方面对"为官不为"现象进行规制。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树立现代治理理念

正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之举,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利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内容上,而此次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介组织治理以及公司治理等内容,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执行以及监督和问责,使制度和     

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制度之笼”的细节:美国地方主官管理和权力监督经验研究

当下我国迫切需要以制度从严管理干部,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特别是筑牢监督制约市县委书记等地方"一把手"的"制度之笼"。梳理总结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相关理念与实践,深入考察其"制度之笼"的细部,辩证吸收其管理与监督地方主官的经验,对我国市县委书记管理与监督有关实践颇具启示意义。     

不作为不担当问题的精准发现和从严问责

正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意在持续用力进一步解决干部队伍中庸、懒、散、浮、拖等突出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持久战,巩固拓展去年专项治理的成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热切期待。着重解决不思进取、不敢担当、慵懒无为等突出问题,在全市掀起问责风暴,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勇于作为、敢于担当,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崇尚实干的政治风气、务实勤勉的工作     

增强党的制度执行力的几点思考

增强党的制度执行力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题中之义,是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的信任度的有力保障。当前党的制度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一些干部避难就易、好人主义、实用主义、见风使舵、忽冷忽热、严人宽己等,其原因主要是主体素质较差、人治观念较强、监督比较乏力、社会环境不优。为此,应着力强化制度意识,增强领导干部的示范力,健全制度监督检查机制。     

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构建的几大现实问题

高校权力是一种准公共权力,权力决策权由高校领导干部掌握。与政府公权力一样,高校领导干部在施用权力时,同样有权力腐败的可能。推行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既是契合高校权力合法性与合理性价值追问的有效举措,也是防止高校领导干部权力滥用的"制度笼子"。基于高校权力运作现实,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领导干部问责机制,需要着力解决好问责主体、问责清单、问责渠道、问责信息、问责回应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行政问责法制化的几点思考

我国行政责任定性不明晰、定量不合理,导致行政问责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重有过轻无为、重"风暴"轻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过即无风险、"无为"胜"有为"的状态.研究如何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法治化,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必将有助于提高行政执行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巩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政府善治视阈下的公民问责

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善治的实质与向度内在地规定了公民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公民问责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具有其它问责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建立与完善公民问责机制,是保障问责效果、推进政府善治的重要环节。     

新形势下加强监督的有力措施——上海市徐汇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实行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把组织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机结合起来，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监督的有力措施；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领导干部廉洁勤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促进领导干部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有效保证。     

干部监督新举措

来自中组部的消息表明，今年干部监督工作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首先是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将有新的举措。一是健全和完善巡视制度，中组部将与中纪委联合派出巡视组，重点对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对中央批示、交办的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选择任用干部和廉洁从政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二是依照有关法规和要求，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积极推行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据了解，这项工作将由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具体办理，主要是对省级干部的家庭财产…     

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的实践与思考

权色交易是一种权色交换的需求买卖关系。权色交易腐败,本质上是出卖国家公权以换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权色交易腐败给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家庭造成巨大危害。从严治党,必须加强权色交易腐败的治理。江苏省通过廉政宣传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创新等途径,为有效遏止权色交易腐败行为提供了路径参考。江苏治理干部权色交易腐败的经验启示我们,真正遏止领导干部可能存在的权色交易腐败行为,还需要深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严格党纪党规,注重法律惩治,透明公权使用,重视异体监督。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关于被问责领导干部复出问题的思考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后能不能复出.应该如何复出，不仅是干部问责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当前民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中央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之前，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在经常性地搞一些干部问责，尤其是在出现一些重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事件的时候，     

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适应性探析

所谓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重重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界定的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问责的推行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我治理能力不强.要使非营利组织问责得以推行,一方面,需要有效地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加强自我治理,以促进自我问责;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较健全的外部环境,即把以法问责和以德问责结合起来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