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

公共性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动力，主要包括乡村文化治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规定、依托公共空间的场域载体、嵌入公共权力的过程驱动和培育公共精神的目标结果等多个方面。乡村文化治理始终体现公共性是治理的理想状态，现实中却真实存在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乡村文化治理效能大打折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通过形成社会组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县域政治生态调查与思考——以安徽宣城市为例

县域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态中的基层系统,是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基本细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性。县域政治生态有自己的形成规律,可以从地域文化、县域经济发展、外部政治环境、政治主体状况等因素去分析。加强县域政治生态建设,首先应分析县域政治生态中的动力盲区,找准优化县域政治生态的突破口;其次要抓住优化县域政治生态的核心,加强政治生态建设的内部动力;第三要建立县域政治生态系统与外部系统的良性互动,形成政治生态建设的外部推动力;第四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规则意识,改造政治生态建设的文化基础。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价值传承——以P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指导,近些年,浙江省加大对乡村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从建设美好人居环境和传承优秀文化等方面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P村在政策的指导下,深入挖掘了村落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以及教化价值,并以村落为载体实现了乡村多元价值的传承。     

权力、利益与生态:反腐新常态的价值取向

反腐新常态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能否实质性地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革新权力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和重构政治生态是一个统一整体。革新权力结构可以突破权力限制,形成科学的权力体系;调整利益格局可以摆脱利益固化,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重构政治生态可以改变官场风气,形成清正的从政环境。当前,革新权力结构旨在形成不同权力之间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调整利益格局旨在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政治生态旨在追求政治伦理,坚持法治反腐,改变腐败文化的负面影响。     

嵌入式治理在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应用逻辑与运行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嵌入式治理能够运用到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其内在逻辑源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开放性、权力运转的双向性、社会内部的自主性、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国家权力运行的渗透性和分布的非均衡性。乡村社会的现代建构过程需要寻求国家权力嵌入与乡村社会的反嵌入之间的均衡。嵌入式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其强调和重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融合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乡村社会实现善治和和谐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的政治文化:样态与形塑

在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中,认知与分歧并存的乡村政治认知、忠诚与疏离共生的乡村政治情感、延续与分化并行的乡村政治价值观,构成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样态,具体表现为留守者政治亚文化、边缘人政治亚文化、村治精英政治亚文化三种亚文化的融合共生。乡村政治文化的内在张力、制度供给缺位与媒体传播错位,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推进乡村的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是形塑现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可行路径。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家庭在场:一个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

在华北乡村的婚姻策略中,家庭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嫁妆"和"彩礼"等等各种婚姻习俗文化,巧妙地将家庭本位主义理念嵌入到现代乡村年轻人的婚姻实践中,让他们在追求个性自由、权利平等现代婚姻理念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传统婚姻文化的力量。     

政治生态变迁与中国共产党基层执政的调适性回应

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执政处于同外界环境的持续互动之中,其中政治生态是党在基层执政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生态的变迁即政治体制改革、政治生活变迁、政治文化的变迁给党在基层执政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党的基层执政系统应从实现党在基层执政理念的转型,促进基层执政方式的转型和制度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重视现代政治文化的培植等四方面对政治生态变迁作出调适性回应,以促进党的基层组织及其执政模式与政治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     

乡村意识形态认同的逻辑理路与路径规约

意识形态认同本质上是人在利益满足的前提下,对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自觉自愿的认可和接受。厘清影响乡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因素与各因素相互作用的逻辑理路是分析乡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路径、调整认同方式、拓展认同范围的关键。充分发挥利益在乡村意识形态认同路径中持续性的基础作用;依托乡村“领土—文化认同”,发挥文化在认同路径中的自觉纠偏作用;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在认同路径中的政治保障作用;加强策略在认同路径中的重点针对作用,是合理规制认同路径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乡村振兴中的政治引领作用的应有之举。     

主体互惠:平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的标准化与差异化——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虽然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化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地域化、差异化的文化需求,但通过对四川省巴中市某乡村的田野调查发现:政策压力下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可在互惠过程中进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最终,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与差异化公共文化空间在主体互惠中实现平衡.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结合个案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从制度机会与文化机会两个方面探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其中,制度机会是压力型体制下政策执行过程的动态平衡机制,而文化机会是乡村地方文化中的平衡机制;制度机会被村民主体感知利用,文化机会促使基层行政主体与村民主体以"目的—路径—策略"的行为逻辑进行工具性互惠,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生产.     

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运行逻辑

乡村治理体现着基层政府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能力,事关乡村社会的繁荣、发展和稳定。但在当前,治理效率低下、自治程度不高、治理权威多元、凝聚力不足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乡村治理质量的提升。重视乡村治理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根源、通过政治文化认同来坚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乡村民间权威的培植来挖掘利用乡村治理中的自组织资源,是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效率的理性选择。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

权力的支配性和扩张性预设着权力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腐败治理自始就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对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这个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视角,在全面、透彻地分析后,还应看到它与政治生态之间二元相向的关系,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研判其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包含体制、文化和过程等三维要素。体制浸润在政治生态深层,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制作用;文化既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外在表征;权力行使过程则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和运行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就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而言,体制层面的制约主要集中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和压力型政府体制;文化层面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滞后型文化和断裂型文化;权力行使过程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公器私用和硬权力大行其道上。这三大要素虽然共同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施加影响,但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分殊差异。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权力行使过程的影响则更为显性。     

县权公开试验

<正> 无论是从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看,还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看,基层政治生态的建设问题都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县一级政治活动、权力运行、干群关系、作风文风为核心载体的基层政治生态,最脆弱,最直接,也最容易变异。这一特性已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力促基层政治生态向好发展,正在从党的文件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历时一年半,由中央纪委、中组部主导推动的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成都市武侯区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便是生动的例证。社会有理由相信,高层直接布局基层政治生态建设,必然会引发更广泛的深刻变革,而其价值取向就是"用好权"、"执好政"。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民国时期的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

科举制的废除,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西方新的教育制度,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却是迷样的模糊,整个乡村在文化层次上陷入了社会嬗变的深渊中。广大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教育的改变来化解乡村文化危机,并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深入剖析乡村文化危机与乡村教育的关系,能进一步凸显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