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信任危机补救研究

我国民众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感较低,甚至是难以信任。造成我国非政府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组织管理责任机制的缺乏、组织运行的不透明、有效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模糊。危机的有效解决需要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及政府的共同努力,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机制和循环机制。非政府组织应该积极整治体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与民众沟通渠道的畅通,完善自律机制,提高自制能力;社会方面要完善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机制,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政府也需要重新进行角色定位,以合作的方式辅助非政府组织进行规范管理,从而赢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公共决策中的责任机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政府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实现由行政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府决策的范围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全能政府时期,政府决策涵盖到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而在社会转型之后,政府则更加注重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由此,政府决策的责任机制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目前,我国应加快建立起公共决策的责任机制。     

探讨社会中介组织:中国行政改革的新思路

社会中介组织,在西方被称为介于公营部门(政府)和私营的营利性公司(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在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中介组织的支撑理念源自于“企业家政府”理论,其建立主要有两种典型方式: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与根据契约建立起新的组织。为了促使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与政府公共部门的“监督”之间更好地衔接,需要建立起三大机制——竞争机制、责任机制与法律机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将在我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探讨社会中介组织对推动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政府管理创新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政府管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不断生成的新问题来说,社会持续和谐有赖于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管理创新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方法源泉。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创新政府管理的扶贫救助和财富调节机制,创新政府管理的服务责任机制、市场化导向机制以及信息双向流动机制,同时还不能忽略创新政府管理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机制。     

责任政府视域下的政府执行力建设研究

责任政府的构建与政府执行力的建设紧密相关.一方面,政府执行力是责任政府构建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责任政府是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理念指导.在构建责任政府的过程中,我国政府执行力的建设存在着权责分配、绩效评估、责任监督及行政问责等主要问题,应从优化政府职能分配,凸出政府执行的责任体系；建立绩效评估机制,彰显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完善责任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的整体效能；健全行政问责机制,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行使等四个方面探索当前政府执行力建设的现实路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政府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政治学分析

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中 ,政府信用是最高层次的信用 ,其影响的范围和力度都比其它信用广大。政府信用主要表现为管理信用、服务信用、行政领导人信用等。政府信用缺失在法律、管理、行政人员、服务功能、行政道德等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提升政府信用的途径选择 ,可从建立科学完善的决策机制、政府监督机制、责任追偿制度、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提高公务员队伍素质等方面进行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从监管到治理:企业食品安全社会责任法律促进机制的构建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成立强化了人们对政府监管成效的预期,然而事实上具有公共性的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着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失灵的双重困境,需要从单一监管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转换。在治理理路下,社会责任构成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营利活动的内在约束和外在边界,应根据企业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互动关系在法律上构建促进机制,以催生和保护企业承担食品安全社会责任的动机。其对策是:完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内部自律机制,建立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丰富政府的施政执法方式,落实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发挥食品行业内部制约机制的作用,走出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建立食品安全公众参与制度,完善对消费者权益的程序保障;健全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和传递制度,逐步建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第三方审验机制。     

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目前,在世界53个主要国家中,有37个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其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经验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管理和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一、国外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类型市政债。在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市政债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形式。根据偿债资金来源的不同,市政债券可分为一般责任型市政债、收益型市政债和混合型市政债。一般责任型市政债是指以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的市政债券,由于不与特定项目相联系,     

《可再生能源法》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建立与完善《可再生能源法》的监管机制是其顺利实施的有力保证。我国的监管机制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行政部门和社会三方面构成。目前．监管过程中普遍存在责任不清，监管不力及缺乏公众参与等问题。今后应从完善监管体制、增加政府决策透明度、提高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加强对《可再生能源法》的监管。     

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的机制创新

老龄社会各种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政府才有权力和能力来协调处理。目前我国政府的老龄工作主要由老龄委组织协调,由各职能部门具体实施。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在于老龄工作机构的设置,其二在于政府责任机制不健全。创新政府老龄工作机制的举措,首先要完善机构设置,组建拥有具体行政职能的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同时加强老龄工作机构的队伍建设。其次要健全政府责任机制,在合理定位政府责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明确政府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定位和责任到位。     

政府责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公正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这是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政府责任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逻辑起点。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塑政府责任的社会公正价值,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按照治理理念,构建以政府责任内容和责任履行机制为核心的政府责任体系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     

构建现代公共预算制度——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体现着一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水平、责任政府的建构程度和政府绩效水平的高低以及国家的治理水平。因此，在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以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作为突破口，从而加速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最终达到建设民主、透明、负责、高效政府的要求。     

完善企业公共责任机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

企业公共责任是企业参与公共生活的使命感、责任心和自觉性,它包括企业的员工保障责任、企业的社会公益责任和企业的社会环境责任.完善企业公共责任机制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政府在向社会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必须动员企业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形成公共--私营共同合作的机制,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公共产品的提供.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行政不作为危害、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说明我国行政不作为存在于执法、监管等各个环节，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行政不作为的危害表现为：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政府威信，制约政府职能运行和干扰责任政府作用发挥。其成因是：行政体制上——行政执法等部门利益驱动；干部制度上——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上——行政问责制不规范；社会监督上——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度不够。治理行政不作为的路径：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规范行政问责制和加大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监督的力度。     

为什么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这是当前我们必须下大力量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革，但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仍然没有解决。比如：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定位还不够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权责任还不够清晰、政府社会建设和管理方式还不够健全、政府社会事业单位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等。     

关于部门利益的若干理论思考

部门利益是法治社会的一颗毒瘤。它与我们依法行政,打造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部门利益的存在,与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如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等的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与部门立法机制的不完善密切相关。而要有效制约部门利益的膨胀,必须实现阳光立法,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有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三个问题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应成为其主要责任主体.当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着两重困境:一是政府价值取向与法理、责任的现实要求难以有效契合,二是政府政策取向难以形成相应的制度建构.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职能转变不到位及体制机制不完善.因此,应分别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寻求破解之策:一是通过强化政府的市场职能、社会职能及责任意识,构建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二是通过加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参与机制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加强体制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