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京语小说”

我国文艺小说的各种流派、最早要数民初时期包天笑、周瘦鹃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后来有以写上海题材的一海派文学”以及以某些地域为特征的文学流派诸如山西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河北孙犁为代表的“白洋淀派”、广东秦牧、陈残云为代表的“岭南派”。近些年来又有以程乃奶、王安忆为代表的新海派文学复起于文坛。此外还有诸如“湘军”、“川军”、“陕军”、‘港军”、“滇军”、“皖军”等一批带有地方特色的青年作家群此起彼落地纷呈于文坛，着实热闹过一阵。其实在我国文学诸流派中，若论其历史渊源与文化深度，则要首推“京…     

想起了超现实主义者

恭听时下某些人“玩文学”、“文学非道德化”的主张,我总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外国文学史上的超现实主义者。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超现实主义起源于本世纪20年代初的法国,在20至30年代曾活跃一时。 这流派有一大套理论,光宣言就能汇成一册,但其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为它下过一个词典条目式的定义,言简意赅:“超现实主义,阳性名词,一种纯粹的心理自动状态,人们可以借助它,或口头,或笔头,或用其他任何方式,表达思想的真     

明嘉靖至天启朝云间文学走向初探

受明代前两次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云间文学在嘉靖和万历前期表现出趋同求应的态度。在万历后期和崇祯之前,云间文人对待复古则是谨慎和反思,并产生一批求新猎异的名士文人。而在明末的第三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云间几社又是排头兵。因此,对待文学复古,云间文人并不是简单地亦步亦趋在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旌旗后,而是呈现出欲舍又难分的复杂情结。     

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和各种以人道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其中,德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象瘟疫一样流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质为出发点,以“普遍的爱”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的代表人物利用受其控制的各种刊物,以空洞、华丽的美文学词句为装饰,竭力在工人运动中宣扬自己的观点,起了极大的欺骗作用和     

周瘦鹃和他的盆景艺术

周瘦鹃(1895～1968)苏州人,早在清末民初蜚声海上文坛,是“鸳鸯蝴蝶派”或“星期六派”的巨子,也是早期介绍西方进步文学来中国的作家之一。西方汉学家称之为一二十年代城市通俗小说流派的代表作家。他是一位编辑、翻译、创作件件皆能的文坛风云人物。常自称曰“文字之劳工”。     

梁实秋晚年与明星之恋

对于今天的大陆青年来说,“梁实秋”是一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许多“文革”前后成长起来的人,很早就从中学语文课本上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知道了梁实秋其人。梁实秋在大陆顶着“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帽子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在海峡彼岸却声誉日隆,台湾报刊称他为“文学大师”、“一代宗师”、“国宝级的作家”……他的《雅舍小品》1949年出版后,一直风行不衰,创中国现代散文集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位“国宝级作家”,70多岁时,与台湾影视歌明星韩菁清,发生了一段惊世骇俗的恋情,在台湾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     

北京作家群的走向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之时,中国文坛出现了光怪陆离的场景:玩侃文学一度走红,《废都》浮沉,“陕军东征”,文稿拍卖……弄得沸沸扬扬。文人“下海”,争先恐后,或呛或淹,或忧或喜…… 作家仅仅是为了适应市场而写作,还是用自己的     

论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

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主要以帝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为"主线"来论述梁代以前的文学发展史,突出彰显了帝王在文学发展中的"枢纽"地位。帝王的创作实践、审美趣味、文学爱好,对文学的重视、对文人的礼遇,帝王政治教化、文艺政策以及治下的人情世态、社会风俗都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述评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是指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国外先后产生的各种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流派,也被统称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根据西方某种哲学,“革新”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试图以“现代马克思主义”名义说明当代世界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因而在理论界引起了普遍关注。为了使大家开阔思路,在比较中学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这里对国外“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概况作个简要的评述。     

科学发展观对世界发民理论的吸纳与超越

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成为热门学科。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探索的深入，世界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和更新。到上世纪7、80年代以后，以经济“发展”观、“以人为中心”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为代表，构成为在当今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发展理论流派。     

非常气韵灵感为之一亮

灵感源自瞬间,可遇而不可求.有人在睡梦中获取灵感、有人在音乐中捕捉灵感、有人从饮酒中寻觅灵感……而更多的文人墨客则偏好点上一支烟,“烟雾随风而飞,灵感忽然释放”. 自古文人就推崇香烟于读书氛围的营造和创作灵感的催化,众多文学著作往往在优雅的吞云吐雾中蕴蕴而生.不少文人是喜欢抽烟的,团团烟雾给了他们创作的灵感.据说蒲松龄就是边抽烟边听故事,然后写出了闻名于世的《聊斋》;清朝的“纪大烟袋”就更不用怀疑他诗词歌赋灵感的出处.     

《蓝·BLUE》构建中日文学之桥

《蓝·BLUE》是一本在日本出版的中日双语杂志,它专门系统地介绍中国、日本当代的优秀作品、流派和文学思想,是一本严肃的文学杂志,编辑们都是旅日新华人。《蓝·BLUE》的主编秦岚说,我们希望《蓝》成为襟怀宽广,能容纳不同流派、不同声音、不同创作主张的杂志。在编选稿件上《蓝》以文学为第一标准,选择当代最优秀的作品,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者团体介绍,在编辑上做了大量的专辑,集中介绍一个作家或者一个创作团体、流派,针对一个话题集中多种声音和多个角度。     

狷介放达的文征明

古代有些文人,性格耿直,无拘无检,得不到官府的信任和重用,远离官场,飘然一生。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与众不同,人们对此不大理解,出于世俗偏见,遂视之为“疏狂”。 文征明,原名壁,号衡山居士,江苏吴县人,年少时学文学书学画,     

知识圈话题之三——“文人下海”:利也?弊也?

相对科技、教育、卫生等行业,“文人下海”引起的社会震荡,强度要大些。君不见全国“两会”上,与会者就此发出种种议论,公理婆理,你说他说,都有道理,无法认同,也难见共识。一浪逐一浪的“下海”潮上海本是一个商海,文人在此掀起的浪头,更是一浪逐一浪。最先“下海”的,要数作家黄宗英和歌唱家朱逢搏了。黄宗英早在七、八年前就到深圳办了公司。朱逢博则在上海新华路上办起了一家以她名字命名的酒家。     

浅谈"知青文学"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谈一下关于“知青文学”的定义。笔者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者，无力对此下精准的定义，只能根据经验性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知青文学”是特指反映“文革”时期置身于“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代知识青年的生活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延伸至“文革”结束以后的“后知青时代”及其子女的生活命运），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形式。其中有曾是知青身份的专业作家的知青文学作品，还有大量非专业作家的知青文学作品，这类“民间”知青文学作品主要以“知青网络文学”的形式出现。     

被尘封的中国托派

托派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中国托派多是文人，官方学者对托派的批判，就有所谓的“文人革命者”、“左翼圈子”之类的结论。     

学会设计人生

北宋时期，中国出了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大文人苏东坡，真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写的诗文“大江东去，浪淘尽”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等，被天下文人称为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连他的政敌王安石读苏东坡书，也竞拍案称奇；欧阳修吟苏东坡诗后自言自语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老年文学”悄然兴起——访中国老龄委主任王照华

“老年文学”开始在我国文坛上兴起。 何谓“老年文学”?我国“老年文学”发展现状如何?老人节前夕,记者就上述问题访问了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主任王照华。 王照华说:“老年文学”,主要是以反映老年生活、老年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这些作品,内容广泛,触及到老年生活的许多方面,体裁丰富,创造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老年人形象,展现了我国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作家谌容写了中篇小     

一部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的力作--《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评介

余文烈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研究”的最终成果《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月出版,３８万字）是一部“如何正确认识国外社会主义”的力作。它对２０世纪产生的国外众多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评介,着重研究了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１２个流派。这些流派虽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主流,但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这些派别对于阐明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联系与区别,拓宽杜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的研究领域,批判地吸…     

技术赋权与主动建构:“数字青年”的出场理路、样态透视与发展考量北大核心

数字时代,基于数字的外在赋权和青年的主动建构,“数字青年”于“虚拟出场——身份建构——个性表达”的逻辑理路中在时代大势中应运而生,并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核心力量。在数字生活场域,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数字青年”从身体、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等维度积极进行自我塑造,展现出个体数字化生存的丰富样态。然而,通过审视“数字青年”在数字空间的虚拟实践可以发现,部分“数字青年”的成长发展受到“理性失序”状态与无意义感的价值困境、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导致的信任困境及现实身份与数字身份交织的认同困境等制约,亟须党和国家加强对“数字青年”的价值引领、完善数字空间的法律制度以及引导“数字青年”悦纳内在的真实自我,全面、全力地护航“数字青年”的成长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