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走向合作的社会》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便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中。在这一过程中,环式民主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为此,在世纪之交形成了一个被人们命名为参与治理的民主新模式,但是,其具有"民主的不彻底性"。随之,有学者提出了公共治理,以此破解参与治理的困境,但其往往会衍生"利益狭窄化"的问题。无论是参与治理还是公共治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都无非是对近代以来民主名义下社会治理方案的补充和修缮,无法克服自身所带来的种种缺陷。为此,张康之认为,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中,合作治理将取代工业社会的治理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并且,合作治理有助于克服上述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缺陷,从而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平等与自由。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论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人类的社会治理现象一直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的状况.自然精英的治理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治理;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由身份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的使命.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自然精英与身份精英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群体担负起了社会治理的任务,他们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出现是社会治理专门化、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产物.技术精英是在官僚制组织结构中开展其社会治理活动的,他们治理社会的依据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而又分门别类的规则体系.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正在消融,一种合作治理的局面正在出现,它将意味着人类最终结束精英治理的历史,只有这时,真正民主的社会才会到来.     

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20世纪后期,人类的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从80年代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们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中展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对前两种社会治理模式的扬弃。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关系与纽带: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下党组织功能定位——基于义乌"市场党建"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

在社会转型期内,党的基层组织出现了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弱化现象,这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出了严峻挑战.运用西方新近兴起的治理理论,对义乌"市场党建"模式作一深入剖析,可对新历史条件下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与组织创新作出有益的探索.在义乌,政府放权为政府与经商户间"合作治理"模式的开展释放了制度空间,但目前经商户群体还无法承担起政府合作治理伙伴的角色.义乌市场党组织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运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关系与纽带作用,有效助力"合作治理"解困.     

变革时代基于行动主义的合作治理——兼评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全球化、后工业化带来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才不会因为既存的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还有一定的腾挪空间而放弃改革的追求,才可能真正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形势,坚定改革道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面对全球风险和危机事件频发的困扰,人类的共生共存在各国社会治理中成为最具有根本性的主题。各国学者在对主流公共行政的反思与批判中,开始把社会治理行动置于视域中心。中国学者更是积极转向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的尝试,在本土化实践积累和探索中,为寻找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合作治理行动路径做出了努力。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全面论述了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义纲领。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治理民主的视角

效率与公共性的关系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共性优先促使公共行政学朝向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范式与理论流派,但效率与公共性却始终未能实现在平衡共生下的融合。20世纪末兴起的治理掀起了一场有关于公民参与的治道变革。治理民主变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地位,在后现代性的话语诠释中表现出了其宏大的变革公共事务以及推进政治重建的旨趣。一方面,在价值上,它要求从合法性向公共性转变并以去中心的社会建构促成公共性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公共性原则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制度安排则内在地指向治理绩效的获得。基于此,作为多元价值共存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治理民主在理论上暂时突破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假设,并为实现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中国全球治理角色演变的国际国内背景浅析

全球治理从人类有了社会组织就已经存在,但真正成熟是在近代全球化发展加速时进入我们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型大国,既是全球治理参与者也是推动者。在21世纪,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需要我们分析清楚角色演变的背景。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信息化时代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空间的兴起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动力,网络治理是顺应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应通过建设一个"强政府"和一个"强社会",做到"强强联合",共同合作、共同治理、共同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市民提案:日本合作治理的新动向

大力推进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形态之一的合作治理,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同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循此目的,本文聚焦于邻国日本近年来兴起于城市内部的合作治理新型实践——市民提案,着重分析其创设背景、制度概要、民主合法性以及典型实践等内容并提出对我国的若干启示,以供国内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缓解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构想——以长株潭公交一体化为例

合作治理是一种正在成为主流的社会治理模式.借鉴合作治理理论,通过对长株潭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两次公交一体化政策制定过程的案例研究,剖析影响地方政府问合作进程的关键要素,提出缓解地方政府间合作困境的合作治理框架,指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突破点在于提供合作治理的平台,地方政府间合作需要来自官僚体系内更高层政府或政治权威的支持和推动、需要富有权威性和协调力的合作组织,以及需要有多元化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