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     

风险的体制性衰减: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

灾害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将灾害、危机、风险研究推向全景视阈，而组织视角的灾害风险分析则从中观层面为风险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量。随着现实社会中的风险规制体系复杂性程度剧增，风险组织中运作过程常常呈现衰减现象，组织困境已成为风险治理的模式与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聚焦风险的体制性衰减问题的成因及过程，并就风险的体制性衰减的测度量纲进行尝试性探讨，借由所提出的概念性框架对转型期风险规制体制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从风险社会到和谐社会:寻求危机治理的善治

风险社会时代危机事件的频发要求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变革政府管理思维,构建电子政务,与社会各组织进行合作,构建多主体协调的危机治理体系是必由之路。由此才能实现从风险社会向和谐社会的转变,走向危机治理的善治。     

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及其治理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由于城镇化中主体关系失衡、治理结构失调、治理方式失效及人与自然关系失和等原因,当前农民市民化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人际和生态等多重维稳风险之中。有效化解农民市民化的社会稳定风险,需要构建政府引导的多元参与治理体系,创新户籍和土地产权管理制度,培育城乡一体融合的认同文化,统筹运作绿色治理与社会治理。     

我国社会转型中的风险及其治理

"植入式""压缩式""全面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造成中国社会兼具复杂性和两重性,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成功转型。通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研究,探讨社会转型与风险共生的内在关联,"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风险共生的根源所在,其背后是缺乏有效的风险预防和治理体系。所以,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对抵御和化解转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社会中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责任初探——以著作权为研究视角

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信息交换的极度便捷和高效，随之也带来网络服务商著作权间接侵权行为的普遍化，应证了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笔者分析了传统侵权法理论规制的缺陷，并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提出了对网络服务商间接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的制度设计。     

风险的现代性维度

风险古已有之,但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始于近代,它是与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相伴而生的。风险是现代性的后果,从哲学层面看,现代性凸显了人类理性和人类主体性。人类对理性特别是对科技理性的过度追求导致风险(社会)的产生;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加速了风险(社会)的形成;理性的全球扩张导致风险社会的到来。当前,风险已无法回避,我们必须树立和谐发展的理念,勇于承认风险,正确面对风险,有效治理风险,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沟通及其制度建构

风险社会中,信息沟通作为规制工具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但我国目前风险规制实践中对信息沟通工具的应用及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风险信息沟通工具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必要发展出一套体系化的制度机制,帮助规制机构有效运用信息沟通工具,通过提供、传达信息而达成所追求的规制目标。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气候变化风险探讨

在当今风险社会时代,全球气候变化作为令世人瞩目的重大环境议题,所带来的风险和影响无疑是当今风险社会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风险之一.初步提出了气候变化风险的概念、特点和分类,考察了气候变化风险与风险社会的联系,进一步提出要从社会学视角观察和研究气候变化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视阈中的社会风险治理探析

社会风险成为现时代的理论热点与现实焦点,一方面是人类自觉意识与反思能力的提升的结果,体现了人类对整个生态圈的未来命运的担忧与关怀,另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需要重新受到审查与批判,人类实践行为的社会效应与管理方式等需要反思与重构.我国的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积极认识和治理社会风险的过程,这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也是社会管理的内在要求.如何有效控制和治理社会风险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智慧和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准确把握和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化.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当前中国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到了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高风险阶段,不仅存在众多风险源,而且存在多种使风险放大的因素,使得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多种社会风险相互交织的高风险状态.我们要通过提高公众认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健全政府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和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等措施来治理社会风险.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深度伪造技术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全球治理

国家安全风险成为深度伪造技术的焦点议题。从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维度看,深度伪造技术存在着政治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和国民安全风险等风险样态。从人—机器—环境维度探讨,国家安全风险产生的原因具体包括深度伪造技术使用的平民化、技术参与主体责任缺位、互联网助长虚假信息的传播、既有伦理法律的约束困难。立足于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通过凝聚深度伪造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探索负责任的政府规制体系、发挥跨国公司对技术治理的原发性优势、引导全球公民社会参与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深度伪造技术的全球治理。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