濊、沃沮概况及与中原王朝的封贡关系

濊与沃沮同属濊貊族系,都是东北亚地区的古老民族,居住在我国东北南部、俄罗斯远东沿海到朝鲜半岛,在汉朝与中原王朝建立封贡关系,曹魏时期结束。     

论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人们通常熟悉的都是汉武帝的法律思想,认为他是西汉繁荣的功臣,而不认为汉文帝是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汉文帝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正是在他的清静无为的法律思想指导下,汉朝才得到了休养生息,为西汉王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顶峰。     

论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人们通常熟悉的都是汉武帝的法律思想，认为他是西汉繁荣的功臣，而不认为汉文帝是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汉文帝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正是在他的清静无为的法律思想指导下，汉朝才得到了休养生息，为西汉王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顶峰。     

从"汉唐气魄"看先进文化

汉朝、唐朝在我国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军事、外交,这两个朝代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两个王朝之所以兴盛,从政治上讲,当时的统治者比较英明,前者如汉武帝刘彻,后者如唐太宗李世民及其后的武则天和唐玄宗,都采取了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潮流的经济、政治措施;从文化上讲,当时的先进文化为汉唐王朝的繁荣注入了新鲜血液.     

略论西汉阴山地区戍边政策的演变——以《史记》《汉书》为依据

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军事要地,西汉时期被匈奴与汉朝交替控制。在借鉴秦朝戍边政策的基础上,西汉政府不断调整阴山地区的戍边政策,从汉文帝时期"常居者以备塞",到汉武帝时期"移民置县与五属国的设立",以至汉昭、宣、元帝时期的"羁縻"策略,逐渐发展成初具规模且较为成熟的戍边政策。不仅维护了西汉北部阴山边地形势的稳定,发展了汉匈之间的密切联系,也间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     

丝绸与中国人天下观的演进

<正>中国古代的天下,细细分辨起来,有三层意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天下"即自己的家国,就是历史上的汉朝、唐朝的江山社稷(明清之际有人更提出朝廷与天下有区别)。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天下",与朝贡体系有关。除了中原王朝之外,周边蛮夷,也在这个"天下"之内。所以,唐太宗被四夷君长尊为"天可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     

历史时期西域行政发展研究

对于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如何将西域这个地处偏远、历史文化独特、战略意义重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纳入国家体系中,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作为边防的战略要地,西域的行政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对历史时期西域行政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时期西域行政发展中轴的关注,不仅是对西域行政发展历史的梳理,更希望为西域当下及未来的行政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历史背景。     

汉匈的战与和

老上单于的儿子军臣单于在位时，汉朝皇帝换成了一代雄主汉武帝。汉武帝初登大宝，年轻气盛，雄姿相当英发，觉得汉朝积累的六十年，实力雄厚，又养了大批战马，不能再容忍北方那个不地道的邻居了。     

《汉志》所见祠庙数目及其地理分布

祠庙作为人民信仰及风俗的一种反应形式,不仅体现了人们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体现了人文地理环境。《汉志》中所记祠庙的数目众多,而且较为详细,是对汉朝人民生活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一种体现。对此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汉朝的自然环境和人文风俗。     

“吕氏作乱”的真相：军功集团对汉初历史的恶意篡改

刘邦以一种典型的游侠方式建立了汉帝国。这种建国方式，直接决定了汉帝国不得不在权力分配上实行“三权分立”，以皇帝为代表的汉朝宫廷，以刘氏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以及由军功人士所把持的汉朝朝廷，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     

中国伦理传统的“德治”与“治德”

自周初德治主义的萌芽至汉朝中国伦理传统“德治”模式的确立，其间历经管仲以法为主的德法结合论、孔子的以德治国论、荀子的礼法并重论等治国理论。然而，基于批判秦朝“法治”实践发展起来的汉朝治国模式，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走向了纯伦理化的“德治”。与之相应，其培养“德治”主体道德素质的“治德”范式呈现为片面的伦理型特征。自汉至清历朝历代由盛而衰的“德治”循环实践证明：伦理型“治德”前提下的“德治”陷入了“德治”悖论。化解“德治”悖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选择是全面认识、借鉴吸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及其“治德”范式，促进“治德”的伦理制度化。     

西汉刺史制度的利弊及现实意义

西汉刺史制度是当时中央政府解决其与地方矛盾的产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监督地方政府、惩治吏治、镇压地方叛乱的作用。但也暴露出它的缺陷。分析其利弊，对中国当今监察工作的完善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家理想政治与西汉政权

所谓儒家的理想政治,就是原始儒家设计的一种政治方案。它主要包括对君主的选择、君臣关系、对人民的态度、政治体制及救补政治弊端的措施等方面。西汉政权之所以能建立起稳定统治,其实正是采纳儒家理想政治的结果。至于汉初的“黄老政治”,只是一种过渡形式,而且也是在吸收了大量的儒学内容的基础上才形成的。     

"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初学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极大拓宽了他们的科学视野,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天朝情结"和"以夏变夷"观念误导下,清初学者由"会通"滑入"索源",提出了"西学中源"说,把"中西会通"转向乾嘉时期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简论晚明“西洋哲学”之输入

《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童幼教育》是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既是介绍"西洋法学"、"西洋医学"入中国之最早文献之一,亦是引介"西洋神学"及"西洋大学"之最早文献之一,可说"太西总学之大略"已赖此书输入中国。《西学凡》介绍了哲学学科四年之课程(第一年逻辑学,第二年物理学,第三年形而上学,第四年数学与伦理学),已经把当时"西洋哲学"之全部内容包含完了。《灵言蠡勺》分四篇,一论灵魂之体,二论灵魂之能,三论灵魂之尊,四论灵魂所向美好之情,是晚明一部专门介绍西洋"灵魂"学说之哲学典籍。这些书在中国之刻印,正值"西洋近代哲学"之发源期,它们没有把"西洋近代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但却把"西洋近代哲学"之前的"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了。近代以前"西洋哲学"之完整框架,已经在弗.培根活动的那时节,出现在晚明中国学术界。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民本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特征

民本主义思想萌芽于西周初期,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后逐步形成,对我国古代吏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如下特征：有德者应＂以民为本＂、＂爱民＂、＂亲民＂,重用道德标准选拔、规范、要求、考核官员;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官员行为,形成了依法对官员进行选拔、任用、奖惩、考核等管理制度;较早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对官员实施监督、监控的监察制度和上书制度;很早形成了上诉制、直诉制,注意利用地方上的宗族和长辈力量限制、牵制和监督官员。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纳兰性德的影响

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由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所含西学知识窥见一斑。《通志堂集》为清初学者徐乾学于纳兰逝后所编,其中有若干内容涉及西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科技制作、医药学、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纳兰西学知识的来源,其中对自鸣钟的了解,来自于直接接触实物,其他则主要依赖阅读与传闻。纳兰直接阅读过的西学书籍至少有《七克》和《西儒耳目资》,很可能还包括《泰西水法》,但他未必通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纳兰对西方实用的科技制作以及天文历法持赞叹与肯定态度,而对天主教为传播教义攻击佛道的做法则有所不满。纳兰的西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于清初在东方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西学东渐”的态度在清初一般士人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隐士与汉代社会的廉政建设

在汉代廉政研究中,隐士的作用尚未引起人们注意。事实上两汉政府较为重视利用隐士典型及征召隐士的行为来推行廉政建设。之所以如此,与两汉尊隐传统、隐士在社会上有着较高地位有关,也跟隐士本身不贪名利、廉洁自守的品行特征有关。两汉政府利用隐士来提倡廉政收到了一定效果,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