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运动式治理走向法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解读

伴随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我国社会治理问题凸现。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充分利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依宪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精神的契机,摒弃长期出现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运动性治理,将运动性思维转变到制度性思维上来,确立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和保障性作用,最终实现法治政府。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简政放权的行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应该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旨在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公共管理学报》征稿启事

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内在地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它与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浅论五大理念与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的又一次新飞跃,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五大理念为我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科学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对于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政府行政伦理建设：价值意涵、实践困境与优化

治理现代化与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其表现为行政伦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内容、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治理现代化的标志。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包括观念伦理现代化、制度伦理现代化、人事伦理现代化以及环境伦理现代化。当前政府行政伦理存在着四个方面的不足,即观念伦理上的停滞不前、制度伦理上的执行不畅、人事伦理上的等级较重、环境伦理上的活力匮乏。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行政伦理现代化建设与其同步推进,因此,要在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下,以治理现代化的科学观念引导行政观念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完备制度塑造行政制度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人事管理推进行政人事伦理、以治理现代化的优良环境营造行政环境伦理。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     

挑战与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如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政府对新兴技术的运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生活中，重塑了社会的面貌。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也使得对智能技术的应用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构建数字智能的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必要手段。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为当代社会带来诸多危机与隐患，资本扩张、行业冲突、技术异化以及数据安全都成为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应用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系列治理矛盾，政府需要寻化解矛盾的路径，构建强大的公权力技术体系优化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视域中的现代民政创新路径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民政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主要体现,特别是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黑加快建立健全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民政制度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与中国关怀——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治理公共危机的理想模式。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则是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中国社会资本"二元并存、发育不良、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严重制约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实现。鉴此,在中国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需要整合和改善中国社会资本总体状况,并重点培育和发展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