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英与决策民主的关系

承认精英集团的存在及其在我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同时要使政府过程开放化,允许更多的精英参与政府决策,并为人民参与政府决策创造条件。     

J.S.密尔的代议制民主探究

作为代议制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在其著作《代议制政府》中详细论述了代议制政府的自身构建问题,对于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代议制民主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从密尔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其代议制民主的折衷性,代议制民主的弊端以及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对密尔的代议制民主理论进行探究。     

从代议制民主到参与式民主——网络政治参与对民主政治形式的发展

民主政治是评价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总体来说,民主政治分为两大类: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现代社会由于规模性和复杂性等问题,直接民主难以在国家体制层面上存在,基本上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它越来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参与式民主不失为解决代议制民主缺陷的一条途径,而网络政治参与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契机,将成为网络时代民主形式发展的新方向。     

浅谈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的批判

精英民主理论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发源于意大利,是在批判大众政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针对大众民主的缺陷和不足,精英民主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和修正。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同时我们也应该结合国情重新审视二者对于民主发展的积极作用。     

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深受古典混合政体理论、现代精英理论和韦伯领袖民主理论的影响,同时立足西方政治实践,将民主重新解读为领导者的"竞争性选举",从而实现精英政治与民主制度紧密结合。从理论层面,熊彼特分别对之前的民主和精英理论做出了批判和修正,并提出了四个民主成功的条件;从政治实践层面,解决了传统精英理论无法解决的代表性问题。因而它得到了许多西方政治学家的认同。但必须指出,精英民主的实质是一套固定的制度安排,它抹杀了民主实践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坚持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竞争性选举的超越。     

重视成本考量:民主制度形态转换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以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的原因分析为例

任何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的有效运转都是要付出成本的。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不仅是由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的激增、公共管理事务的复杂等一般原因使然,更是由于直接民主在现实运行中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高于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成本这一特别原因导致的。基于成本比较考量的视角,客观深入分析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嬗变的原因,不仅有助于加深国人对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的理性认识,而且更有助于提高我们思考在当代如何将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形态有机结合起来的实践能力,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又好又快发展。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

民主的基本价值不仅在于追求多数人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多数人统治的政体;民主的基本价值也不在于选举领导人,选举只是制度层面而不是价值层面的问题。民主的真实价值在于,通过确认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即确认全体人民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权,确立由人民授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对于全体人民的政治责任制,以实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和社会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     

论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理论通路

介绍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发展路径及理论局限,分析二者背离的原因和联系,从这对看似相对立的观点中找到共通点。关于两者发展至今的理论通路,本文认为,从平等主义过渡到精英主义是以代议制的形式为现实依归,但这种依归需要更加完善;从精英主义发展到平等主义,需要以理性的公民自治来解救自身的理论困境。二者形成正好是互相妥协与解救的理论通路。     

浅析政治精英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在民主化进程中,政治精英与人民民主之间在含义、特质界定,作用范围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二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也有相联系的一面。只有将政治精英与人民民主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民主进程的发展。     

现代性语境中的"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对民主形式的一种政治哲学解读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实现形式。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大规模的直接民主在政治上缺乏现实性,间接民主成为民主政体中的主流方式。间接民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本身也存在着由“代表权”与“科层制”引发的内在矛盾,这使得其运作往往会产生反民主的结果,对此可以从政府制度的完善与成熟市民社会的培育两个方面着手解决。     

Liberal Democracy Series I, 1972–1988: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trajector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the definitional and empirical background to the Liberal Democracy Series I Index of democracy that is available in Bollen (1998) but whose rationale has not been published. Mor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1) gives a definit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that has guided the formation of this index, (2) describes measures that correspond to this definition, (3) provides a measurement model that links the indicators of democracy to the latent variables that represent the concept, (4) explain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beral Democracy Series I Index, and (5) compares the Series I democracy measure to two other widely used democracy measures in a latent curve model. The Liberal Democracy Series I Index provides a simple unweighted meas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that minimizes the bias in expert ratings, is highly reliable and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latent liberal democracy variable. The evidenced reviewed here suggests that its measurement properties are superior to the Polity and Vanhanen democracy indices with the exception that it is available for a more limited period of years than these latter two.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推进战略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既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虽经30年改革,文化事业单位的计划体制特征依然明显,诸多深层次改革难题尚未破解。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传统事业单位向公立文化事业法人转型;改革战略是分步推进分类改革,构建现代事业制度,创新人事管理机制,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形成文化服务多元供给模式。     

闪烁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党建思想--邓小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及方法论启示

唯物辩证法是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握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作了成功探索,为我们研究解决新世纪党的建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高校学风建设的反思与对策

培养优良学风既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现在各高校都意识到学风建设对学生成才和高校发展的重要,也非常重视学风建设。但高校的学风状况仍堪忧。本文试图通过对学风建设进行反思,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根据问题的症结提出了几点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的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对于进一步有效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启示颇多。该文主要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充分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以及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保障等四个方面展开阐述。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验及目标模式

中国现行政体是作为现代民主政体两种基本类型之一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完善现行人民民主政体,而非将其彻底否定,以自由民主政体取而代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坚持、发展、完善人民民主政体的原则.中国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政体,即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特征的新型人民民主政体.     

Making Institu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d the Impact of Europe

The end of commun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offered the region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institutional redesign. Thanks to the variet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herited structures, transition paths and deal sweeteners during the round-table talks, post-communist Europe initially witnessed much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notable convergence of institutional designs across the region. The process of convergence has been, in part, a response to domestic political concerns, but the demands of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also played a role. This article plots the course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outlining some of the major cases of institutional redesign and highlighting bo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f 'Europe' on the process.     

中国共产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路径选择——从民主、法治到治理的历史演进

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封建政权摆脱不了的宿命。历代封建王朝盛极而衰、农民起义军先胜后败,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的艰辛探索中,终于找到了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既要靠民主,又要靠法治,还要靠治理,从而形成了“从民主、法治到治理”这样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路径。可以说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两方面的有机统一。并且,这一发展路径既体现了发展的阶段性,即不同历史时期在处理合法性与有效性关系问题上侧重点的不同,同时又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性,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并非相互替代而是逐步递增的过程。而从实践维度看,则表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在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同时大力突出治理的重要性,于是,提高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便势在必行。     

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宰相在中国古代作为“百官之长”,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辅佐君主处理国家大政的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制度是君主制度的调节机制和必要补充。本介绍了与宰相制度相适应的行政中枢机构的萌发、形成、发展和转换过程,力图在动态描述中把握中央辅政体制的演变规律和发展态势,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要把民生工程建成法治工程、阳光工程、民主工程

凡是公共资源密集的地方,都会成为腐败活动的目标。随着党和政府一系列惠民、利民举措的出台,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活动也呈水涨船高之势。民生工程的政治性影响大,发生的腐败案件即使个案案值不高,也会直接侵害基层群众的利益,冲击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危及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只有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法治工程、阳光工程、民主工程,才能有效遏制腐败。这是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也是“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