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法律的空间传播之维——关于法院建筑的传播学思考

法院建筑是法律空间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不仅围合起一个围绕审判的功能性空间,更具有表意的传播价值.受众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以一种方式"进入"法院:使用的、观景的和想象的.在这三种传播语境下,法院建筑以不同的知觉形式与人的意识乃至潜意识互动,共同建构人们的日常法律观念.罗马柱和台阶一类的文化符号在本土语境下生成了不同于其文化源头的新的表征价值,是演示法律阳性主义和距离化策略的象征资源.法院建筑对受众而言是读取法律和形成法律观念的一扇较为日常的窗口,具有重要的仪式意义,在对合法性的表演和掩饰中发挥着自身独有而不可化约的功能.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选择

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以．开发和选择合法性资源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时时关注的重大课题。就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内涵来说，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统治是否符合个人与社会的某些实质性利益需求：二是被统治者通过某种形式表示对统治者的认可和自愿服从。     

完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律基础

党的执政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执政基础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执政的法律基础又是执政基础的一个子系统。我们国家正在迈向法治社会。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治国方略下,党的执政的全部行为,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也就是执政要有法律基础。完善党执政的法律基础对于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还很少或不成系统。     

权威

权威在普通语境下经常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使用,比如"某人是学术权威"或"某书是某领域的权威著作"。这里的"权威"意指某种基于广泛认可的地位。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权威不同与此,它指的是具有正当性的权力。如果     

浅谈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合法性问题,研究的是把合适的人类组织发展成由法律或本能统治的群体。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关于政权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即为什么政治集团(国家、州、镇区)的成员必须服从这些集团的法律?把该集团成员合法团结在一起的是什么:血统?国土?出身?一致同意?契约?如果是后两者,这样的协议是否正式?或者,是否有可能不正式?就此几个问题展开,论述政府的合法性。     

政府职能转移的合法性与法律保留原则

政府职能转移是我国当前一项重要行政改革活动,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积极开展职能转移活动,大量转移活动的合法性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转移活动由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或活动组成,不宜笼统而论其合法性,应对各个具体行政行为分别进行合法性辨识和讨论。首先需要讨论转移活动中的哪些行为或事项属于法律保留范围,在其范围内再讨论该事项或行为的合法性,另外法律保留原则中"法律"的范围直接影响着所谓合"法"性的判定。应本着积极的态度从法律保留原则及合法性原则出发建构政府职能转移的正当性,既落实依法行政原则,又能实现改革目的。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正义与合法性之争的深层解读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实质正义,这种政治正义观独立于任何完备性学说,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哈贝马斯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由某种民主程序决定的,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罗尔斯认为,正义与合法性不是一回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合法,就是对它进行道德批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从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看转型期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

西方近现代,特别是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透过韦伯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将转型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我们的重要选择。这对于丰富中国语境下政治合法性理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价值。     

政治文明——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

政治文明建设对于现时代国家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分析国家权力的产生过程、运作方式、丧失原因,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利益,人类一切争斗都与此关联;解析法律的产生,尤其集中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公众总是被剥夺的对象.在公共利益日益彰显的现实趋势下,权力合法性是否符合自然理性,能否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