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界面的集中化及其建构逻辑——以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为中心的分析

在治理意义上,界面是组织和实施治理活动的平台,是行动者相互关系构成的互动网络。治理界面的集中化是问题驱动的治理变革,是破解"分工-协作"模式导致的"碎片化"弊端的重要策略,为应对公共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已成为当前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趋向。河长制、街长制和路长制的应用场景虽有所不同,但都推动了治理问题、对象、权力、责任和信息的集中化,打造出了相对集中的治理界面,实现了对复杂性问题的一体化治理。其建构逻辑包括确定整体性治理目标、建构协同共治机制、推行系统化操作方案、应用现代技术手段和实现高度的信息化。     

风险治理的责任政治逻辑

现代社会的风险呈现出复杂性、非线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有效规避与应对风险是提升人类福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支撑。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蕴藏着深刻的责任政治逻辑,责任体系的建构赋予风险治理的效能,即明确风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负责任的行动消弭风险滋生的土壤;在理解风险的多样性中寻求基本共识,将不同类型的"个体性责任"集结为治理风险的"整体性责任";将责任与风险链条中的各项环节相融合,实现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     

国家安全的总体性能力：现实逻辑与分析框架

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安全威胁呈现出主体的广泛性、演化的非线性和空间的跨域性等特征。由于以专业化分工和程序主义为基础的科层制已难以适应风险社会的跨界治理要求，因此网络结构成为当前应对风险复合化、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样态。通过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检视发现，整合与协同是提升国家安全总体性能力的两大逻辑，制度能力、总成能力和协同能力是实现国家安全整体性治理的能力基础。研究认为，国家应建构以整合逻辑为导向的治理结构，在制度体系、运作机制和操作性规范等三个层次提供制度性支撑；依靠权威推动和治理技术，实现政府体系的整体性协调；综合运用安全意识提升、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和优势互补策略，实现国家与社会在安全领域的有效合作。     

中国式现代化中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政治学是一门致力于实现善政良治的社会科学。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学在实现学科恢复重建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为推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表现在基础知识更新、知识逻辑优化和知识建构集成三个方面。未来要推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紧密围绕中国政治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方法论开展研究，以科学理论引领基础知识增长、强化政治实践与知识逻辑的双向赋能关系、聚焦文明形态全面助推知识建构。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政府的责任逻辑:基本范畴、现实样态与实践进路

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而规避和应对风险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功能，在一国风险治理体系中基层政府担负何种责任、履责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风险治理的实际效果。基层政府风险治理的责任逻辑可以从责任归属、责任评价和责任追究等三个层面加以考察，由此引申出个体责任与集体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等三个基本逻辑关系范畴。在风险治理情境下，一些基层政府遵循一定的责任逻辑，在现实治理活动中呈现出主体转嫁型、形式泛化型和行动迟滞型等三种避责样态。在未来的风险行动中，基层政府责任逻辑的实践进路应是：通过集体认知的聚合，规避基层官员个体责任的陷阱；通过风险治理流程的再造，形塑基层政府的结果责任状态；通过行动韧性的培植，催生基层政府的前瞻性责任能力。     

中国特色党政关系建构的制度逻辑

在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一体推进的逻辑进路中,党政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结构,历经初步探索、框架建构、横向整合、体系深化等发展阶段。在实践变迁中,党政关系呈现出多元机制有机联动的制度机理,具体表现为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党政职能分工的组织逻辑、党政治理法治化的过程特征、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提升的目标依归。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政治文化体系整合、党政治理结构创新等方面,推动党政关系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论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社会治理重构

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建构起了以"民主""法治"以及由现代政府所承载的"公共行政"等为内容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无比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社会处在进化过程中,不会停留在某种状态而不发生变化。当今时代,人类社会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型运动,意味着整个社会及其社会治理体系的重构。在思考社会治理体系重构的问题时,我们应当认识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治理应当承担的任务和开展行动的条件都完全不同了,因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以及所要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也将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完全不同,即建构以合作行动为特征的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视域的制度伦理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为将管制型国家治理中排除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与制度再度整合,进行制度伦理的建构。制度伦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与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治理主体的制度伦理是一种主观性的制度伦理,强调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各级政府组织对自身的内在伦理要求与道德规范,主要体现为制度的责任伦理与制度的公正;治理过程的制度伦理是一种客观性制度伦理,是在治理过程中遵循的制度伦理,包括制度的发展伦理与制度的共享伦理。制度伦理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我国环境权实现问题探讨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表达了公民在安全、健康和生态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的正当需求。环境权的实现,以保护公众的生态利益为目标,以促成社会关系的生态变革为过程,以实现人的生态自由为最终价值。根据人权的发展形态和作用机理,环境权的实现需要经历权利的法定化、实有化和内化发展的逻辑过程,这也是生态法治社会规范体系的建构过程,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环境权的实现也必然受到现实经济发展条件、社会治理能力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以环境权为核心,构建合理的权利配置、保障和救济机制,以促成环境权的普遍认同与践行。     

包容性治理:边缘社区的治理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由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所形成的城市边缘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在治理诉求日益延伸的语境下,以政府意志的强制性和社区责任的边缘性为治理逻辑的社区管控模式显然增加了边缘社区的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因此,需要积极构建包容性治理以力图建构一种柔性化、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但边缘社区所积聚的诸多矛盾造成了创新发展中的现实困境,这就迫切需要从权力包容、机会包容、权利包容、体制包容等方面寻求有效的建构路径,以助推边缘社区包容性治理的实现。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

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能力,从而带来了流域治理的协同失灵和碎片化问题。对“河长制”的观察表明,“河长制”跨部门协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协同机制中责任机制的“权威缺漏”问题,短期内成效明显。通过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协同效率。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但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将会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最后采用菲利普斯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河长制”跨部门协同效率的因素。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研究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它既是一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也是当代中国治理的大问题,因而呈现出内在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并要求多元化的治理思维、逻辑和方法等内容。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体现着整体性治理的内在特质与行动逻辑。扶贫行为主体利用独特新颖的措施和手段,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从而提升了它的适应性和实践性。本文基于当代中国本土化的治理资源,构筑以执政党主体性回归、党政同职同责、内外监督和综合施策等要素为内在结构的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过强的协调与整合制约了职能部门的专业性;责任过度网格化和精细化带来了责任泛化、转嫁和无限责任等问题;基层行动者出现的认知偏差导致对服务设施"对号入座"属性认识不足等一系列衍生性问题。有效规避和消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治理效能,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智慧。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政党统领生态：中国环境政治的历史演变与行动逻辑——基于理念、制度与实践视角的嵌入分析

环境政治是洞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借助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理论和时间理论，为中国环境政治构建“理念创设—制度供给—实践探索”的分析框架并运用“理念—制度—实践”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环境政治建构过程是一个以理念变革引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进而迈向环境治理理念、制度和实践“同频共振”的现代化过程。中国环境政治经历了“短暂间歇”“密集调适”“稳中有序”的演变历程，理念、制度与实践这三重要素在不同阶段的组合叠加及其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建构中国环境政治的实然结果。同时，责任政治逻辑、注意力配置逻辑和场域构造逻辑，分别扮演着维持中国环境治理理念创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制度体系的完整性和接续性、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独特角色，共同形塑了中国环境政治的生动图景。     

依共生而共治: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阐释

政府生态化治理是共生哲学理念引导下的多元主体间合作共治模式。这意味着共生理念和原理赋予政府公共治理的生态化价值取向,其表现为治理源起的共生共存依据、治理结构的有机互依样态、治理过程的多样性动态统一范式、治理工具配置的整体协调逻辑以及治理效度的互益共享目标等。这种生态化治理的价值主要通过政府内外共生系统加以表达,其外共生系统旨在保障政府凸显生态环境职能而与其整体协同的共生价值实现,内共生系统则致力于政府本身为适应外共生需要而建构性地进行职能生态化安排的共生价值实现。政府生态化治理的价值规定,既意味着其内外共生系统的整体共生规律的实在性,也说明依共生而共治原理可以为持续有效的公共治理结构现代化变革提供必要的方法论指导。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生态政治文明析论

生态政治文明是将人类放到自然生态系统背景中，对传统的政治知识及社会政治过程进行校正甚至重新建构，从而以社会公正，承担生态责任，尊重多样性，保证发展可续为价值诉求；以“社会——经济——政治——自然”复合性生态系统为政治体系；以政府、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实现生态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