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侯学煜

侯学煜先生逝世即将十年了。他生前是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员,我跟他隔行如隔山,直到大兴安岭火灾之后我才知其名;我听说他事前曾就森林防火问题提出过预警性的意见和建议,可惜被当作了耳旁风。我又听说,侯学煜先生并不因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在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工作中,仍然不随大流,未在论证报告上签字。我对那一论证中出现的各派意见,都没有深入了解,然而我对侯先生这种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产生了很大的敬意。     

死而“不”已 鞠躬尽瘁

邓小平同志的亲属2月15日曾经给江泽民总书记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向来达观。关于他的后事,近年来曾对我们多有交待。为了体现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根据他的嘱托,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意见共5条。当读到其中第4条“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时,不禁使人肃然起敬。死后捐献遗体和器官,小平同志虽然并非第一人,但作为一代伟人,他带头这样做,令人万分激动。 小平同志说过一句朴素而又充满深情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生前,他为了追求真理,为了     

求真

‘博’、‘专’、‘细’二字,为王国维氏治学之道。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王氏为求真,颇注重‘集众思’。当他撰写《宋元戏曲考》时,据徐森玉先生回忆,‘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     

向宝哥哥林妹妹学求同

电话上传来一位老友的声音,问我对某一影片的意见。我请他先讲讲自己的看法,不料他的意见正好与我相左。我始则吃惊,继而怅惘,平心一想,也就释然于怀了。吃惊,是因为我和他经常意见相同或相近。释然,是因为我想到了求同存异的必要。即使是最相知的朋友,也没有理由要人家处处和我保持一致。大阅兵,整齐的方队,整齐的步伐,够一致的了。仔细瞅瞅,各个人之间也还是有所差别。更何况对于花色品种各异,内容形式不同的艺术品的看法。 由此我忽然想到宝哥哥和林妹妹,这一对宝贝实在是求同存异的模范。如果发奖,他们都应当得金     

乐捡小鱼的人——走近蔡国黄

宁波民革几次要调我去市委会机关工作,可我的最大顾虑是有点怕他们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委——蔡国黄。这倒不是因为他那浙江省人大代表,宁波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的身份,而是在市政协听他的发言后留给我们的独特印象:无论是对政府工作、领导作风、还是腐败现象,他都敢观点鲜明、言词犀利、有根有据地提出批评意见,在我这个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心目里,他是委员中勇     

忆张世昌同志二三事

张世昌同志因患脑溢血于今年5月27日永远离开了我们。民进从此失去了一位好会员,我们杭州民进西湖退休支部从此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作为与张世昌同志熟识的我,在悲痛之余,特撰此文,留作永远的怀念。张世昌同志生前曾历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认真履行代表的职责,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特别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他都积极收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方面的意见,写成提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其中关于中小学教师的教龄津贴及卅年教龄教师退休后享受100％的工资待遇,就是他和其他一些代表,在人代会上提出来后来形成决议的。这对改善广大     

群众真的无意见?

无论是征求对班子的意见，还是征求对班子成员个人的意见， 在一些地方，现在群众的意见是越来越少了。对此，有人 沾沾自喜，以为工作做的不错，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忧。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中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群众的意见也一定是有的，群众为什么会“无意见”呢 ?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怕提了也白提；二怕打击报复；三怕领导对自己有看法。长此以往，群众的意见只有烂在肚子里。由此可见，群众“无意见”正是我们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作风不正的表现。我们的事业如果听不到人民的呼声，没有人民的参与和…     

何以赢得这多掌声?

2月26日下午,河北省召开的“克服新闻宣传一般化”研讨会在石家庄举行,省委书记、省长程维高同志应邀出席,照例他应当有一篇讲话。他的讲话真可谓别开生面,引起热烈反响。他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些天会议很多,都让我讲话,我很苦恼,说老实话,我非常不愿讲。由于很忙,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时间认真思索,实在不愿意在讨论克服新闻宣传一般化会上,再来讲一般化的意见。”会场顿时掌声大作。     

用其力还是用其心

康熙时黄河泛滥，经年不治，工程上马后又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治河老臣靳辅在黄河上滚了十几年，因与皇上看法不一被贬。后事实证明他的意见正确，又召他回来。他上书说：“我已70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还是请皇上另选他人吧。”康熙说：“我知道你老了，我是用你的心，     

一呼百应并不是好事

班组里有个把好顶撞的“对头”,我以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这样的同志往往爱挑对方的毛病和短处,有些意见是用钱都难以买到的。我们组就有这样一位老师傅,他工作不错,性格耿直,自有见解,就是脾气火暴,一     

爸爸真笨

我一家六口人,我在一家大工厂当会计师,爱人是个小学教员,老母亲近90岁了,跟着我们过,三个孩子,二女一男,家庭和和睦睦的。可谁知道,1979年以后,孩子们先后长大,见识多了,意见也多了,家里便经常发生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我家那个男孩高考落榜时。他好象道了天雷轰顶、伤心得不得了。后来改填中专,     

翘首神州寄厚望——怀念吴国桢先生

四月二十六日,我收到挚友吴国桢兄从美国寄来的信,给我增添了无限的快慰。国桢兄在信中说:“吾兄意见甚好,弟拟照办,刻已有此准备。”这里说的“吾兄意见”,是指我曾去信向他提出的建议:若兄欲归国观光心切,而因夫人有恙尚难成行,可否着夫人暂且养病,您由子女陪同返里,争取于新中国国庆大典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前达抵北京。接此信后,我便等待着国桢兄的归来。他一生的经历和他近年来眷念祖国的一片拳拳情意,也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价值的决定不以社会需要量为前提——与卫兴华等同志商榷

经济学界许多同志把价值决定看作要以社会需要量为前提,我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供求价值论。卫兴华同志对上述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我在《价值的决定论与社会需要关系》(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3期,第262—278页)一文中,已初步提出了和他不同的意见。鉴于这是较复杂的问题,有必要进行较深入的讨论。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

我们的讨论会一共开了五次,大家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现在我综合各位的一些意见,根据决议明确决定和重申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有关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提出几点谈一谈,和大家交换意见,以便统一认识,在今后的工作中具体执行和运用。一、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讲性质,同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当然更不能是封建主义的。两个文明,性质都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决议反复重申的党中央一贯的意见。这个决议的题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全文都贯穿了这个精神,仅它的前言和第一部分在讲到精神文明时,冠以“社会主义”的就有那么多处。决议反复     

从容走向顺行路

他走了，走得似乎有些 突然，也有些过早了 点。这只是我们的一种心愿，不希望他离开我们。其实，他走得是那样从容，那样平静，安然入眠似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我听到说，陈沂同志走了，我还是不禁一怔，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不愿他真的就这样走了。记得在为陈沂同志九十岁生日祝寿时，他招手叫我坐到他的身旁，很高兴地同我合了一张影，尔后抓着我的手说，没想到我陈沂能活到这么大年纪。我能理解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以前，他多次讲过，要抓紧时间，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他还讲过，我们耽误的时间太多了，要…     

地方志应该记述“文化大革命”

读了今年2期《理论导刊》陈元方同志写的《新编地方志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一文,觉得很有启发.这篇文章,对于地方志该不该记述“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以说论述得很全面很详尽了,这也是他多年来领导编写陕西新编地方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体会与思考.他的意见,我是完全赞     

漂流瓶里的世相

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有一个轮船失事后生还的人。他在岛上捡到一个玻璃瓶子,大喜过望,写下求救信:"谁来救我?我在荒岛。"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玻璃瓶漂了回来。他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英国人写的新纸条:"请注明孤岛坐标,或临近建筑标志,以便进行营救。我们会在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他很失望,只好又写了一张纸条,     

迎着群众的方向走

有一位上任不久的县长,上班时见秘书赶来告诉他,县政府大门口站着一群上访的群众,让他最好从后门到机关。这位县长听了一愣,说:“我是人民代表选举的县长,怎么能够躲着群众?回避群众就会脱离群众,回避矛盾就会激化矛盾,所以到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迎着群众的方向走。” 很快,这位县长来到上访的群众中间,热情地把他们迎到县政府会议室,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又把有关部门的领导找来,当天就对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妥善解决。这些群众非常高兴,走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县长亲自接见了我们”,“县长真能为老百姓作主”。 这件事对这位县长启发很大,因此他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在县电     

莫言：己之所欲,也不要强加于人

我们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我主要想讲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研究中国应该具备一种历史的角度 从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说起。前几年我回山东高密去为我的父亲做寿,整个家族几十个人都参加了。我父亲说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的时期,他认为最近十几年,是他这一辈子中所过生活最好的一段时间。他总结说＂中国感谢共产党,高密感谢吴建明＂。     

同日本哲学家船山信一的谈话

船山先生到中国来讲学,我们很欢迎。中日两国哲学家互相交流,对促进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船山先生在讲学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讲一点个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