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苏州园区湖西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探微

"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增强"三社"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文章阐述了苏州工业园区湖西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基本做法、特色、经验与启示。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三社协同”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以“项目”为纽带的协同实践

提供更优质的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三社协同"的核心旨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角,通过对成都市武侯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实践考察,发现其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效显著。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的活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三社协同"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创新取得制度性的突破,特别是"以项目为纽带"激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模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武侯区乃至成都市的"三社"活力。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长效机制有待观察,社会组织民间性弱化、草根性缺失等发育不足,社会工作者尚未步入正轨。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政社合作”推动现代社区建设——以哈尔滨市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为例

20世纪末,"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结构与社会平等保障机制建设开始兴起,发展至今,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有根本的影响。哈尔滨市道里区与南岗区以区委、区政府为主导,创新基层协商民主共治体制机制,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社会服务提供制度化的平台;通过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培育社区内原生社会组织,提升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以"政社合作"为指导思想,发挥政府与社会各自的优势,哈尔滨市通过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使居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与社区服务水平落后的矛盾得到缓解,自助互助养老、兴办慈善事业均取得良好的效果,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三社联动”视野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基于S市项目制和岗位制的案例比较分析

深圳、广州等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在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推动下,运用"三社联动"机制有效地促进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对S市L区和P区的实地考察发现,由于地区发展暴露出的不同问题,以及专业知识、组织条件、政治能力三方面因素的差异,导致两个城区选择了不同的购买模式和"三社联动"形式,即项目制和岗位制。两者虽无形式上的优劣,但从协作治理的视角考察可以发现,P区选择的岗位制模式其实是简单合同制的契约安排,它将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价值诉求等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参照政府的结构机制进行服务生产,这一自上而下的垂直性管理方式大大压缩了协作的空间。而L区选择的项目制则倡导伙伴关系,在信任、包容、责任、参与等价值引领下,参与主体更容易展现协作优势。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西北民族地区村社联动治理的动力机制建构

村社联动治理是西北民族地区解决传统村两委治理乏力与边疆农民意识觉醒及多元需求矛盾的有效时代选择。而动力机制的构建是实现村社联动治理的基础。基于资源互补与组织协作的视角,分析联动治理动力源包括主体资源异质原生动力、利益分化驱动力、政策支持力和基层治理需求推动力,确定生发机理条件包括意识形态、权力效用、无形资产三方面,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集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决策机制、融资机制的"四位一体"动力机制,为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农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内驱力。     

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困境及消解——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有序的现实需要。“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不足、盲目乐观;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疾控机制有缺陷;舆论引导能力不足;政社对接不畅,社会组织“志愿失灵”等问题。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治理能力应多方联动,构建“合作共治”治理模式;做好预防,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云治理平台,推进治理内容精细化;合理引导舆情,做好信息管理工作;明确基层政府角色定位,强化职能担当;构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机制,提升治理能力。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多元关系与运作逻辑: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基点分析

社会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对于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作用重大。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利益团体互动过程及关系状况往往处于"黑箱系统"。本文基于参与式观察及对不同利益团体的访谈材料,发现在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隐含着条块逻辑"政政"关系、利益逻辑"社社"关系及共赢逻辑"政社"关系。理解三种关系及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可为地区社会组织扶持政策的设计提供参考。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社合作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政社合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途径进入公众视野。但政社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角色困境、合作意愿、制度环境不成熟等许多制约因素,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协同进行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理论的引入为政社合作领域提供一种社会管理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下解决政社合作中的现实问题以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关于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体制的综合分析与建议

在当前特定发展阶段,社区行政性事务的存在具有客观现实性.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必须从这一现实出发.本文系统总结了我国各地社区服务平台设置模式的基本类型,对照比较了当前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体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从理论和实践的多个角度,对作为社区治理维度的社区服务平台设置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基于确立政府与社会在基层治理中新型合作关系的角度,提出规范北京市社区服务平台设置的目标模式应是社区服务平台与社区居委会并行设立的并设方式,从而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居站分离、政社分开、民主参与"的社区管理新模式.     

社区“三社联动”线上抗疫模式探讨

社会工作作为一支重要的专业力量,自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在各层面有效发力。以武汉社工为代表开展的"立足社区·三社联动"在线抗疫模式,发挥社工专业优势,组建"社工+心理+医务"的线上服务团队,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三方力量,秉承社会工作伦理及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协助者、资源链接者等角色,积极介入抗疫服务,在疫情社区防控、危机干预与心理支持等专业服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全国社工参与抗"疫"实务提供模板与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