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协商消解民粹:数字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应对之策

新近在欧美兴起的第三波民粹主义,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这种民粹在当下中国虽不存在,但以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有形式展现出来。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既具有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因网络技术的应用而衍生出的独有特质。网络民粹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促进参与、让人民发声等积极意义,但是它的非理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反建制倾向则需要有效规制。无论是在理念价值、制度规范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是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有力回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协商、多元共识、制度化路径可以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发挥正向有序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实现从网络民粹向网络民主的转变。     

“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防范与化解机制探索——基于协商民主与协商治理视角的分析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是近年来我国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矛盾形式,暴露了我国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兴起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构建与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继续坚持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基层治理上,推广社区民主议事会、基层民主(民情)恳谈会;在社会领域内,培育民间组织自治发展;在虚拟空间中,重视网络协商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矛盾。     

协商民主理念下的社区治理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多元利益整合机制,是我国社区治理重要政治选择。协商民主下的社区治理求我们激发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增强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强化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构建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社区参与网络。     

协商民主与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协商民主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积极回应,对预防和化解转型期多元社会矛盾外显体现的群体性事件意义重大,有助于完善公共决策机制、利益协调体制和治理民主制度,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但是,协商民主也因面临平等基础与公共责任匮乏、低效率以及维稳压力等现实困境而可能引发更大不公、损害公共利益、导致民众情绪失控以及民粹主义行为滋长等激化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为此,将协商民主与依法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依据矛盾形成发展阶段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类型,选择恰当的治理方式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必然出路。     

协商民主: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模式——基于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

上海H社区的个案分析表明,协商民主能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的协商、沟通机制,而且还能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善治。但是,在思考城市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实践之间的关联时,必须要看到,城市基层治理所需要的是协商民主而不仅仅是协商的手段或方法,即必须使协商民主成为一种民主模式,进而使之成为政府与公民合作时不能忽视的一种机制。     

乡村振兴进程中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作为重要的民主制度设计和治理形式,对于优化乡村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将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协商民主与乡村治理的有效融合,契合党和政府推动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迫切需要。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不是单纯的制度吸纳和整合,而是包括制度嵌入、行动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内的多维嵌入结构和过程。从全国各地的治理实践来看,民主协商机制尚未真正嵌入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必须加快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的进程,将协商民主理念嵌入到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知之中,形成有事好商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不断健全与完善协商民主的各种体制机制,促进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转型期网络民粹主义的表现及成因

近些年来,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上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潮。网络民粹主义总体表现为民族民粹主义、民主民粹主义和文化民粹主义三种类型。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认真剖析。     

基层协商民主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路径

在当前应对基层治理困境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各地党和政府形成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作为一种治理型民主,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在参与主体、价值目标、发展方向和治理绩效上存在较强的耦合性。相对于"权威裁决式"的治理体制,"协商对话式"治理在价值禀赋、治理机制和运行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良好比较优势。充分应用协商民主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意见和要求,达成社会共识,能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基层治理中推进协商民主的途径和方法就在于:坚持多途径培育公共理性和社会精神;坚持调整存量和培育增量的"两手抓"的战略;坚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多元社会主体的协同配合;优化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坚持提升基层群众的协商能力;坚持完善协商民主的实践技术。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有决策性协商治理、听证性协商治理、咨询性协商治理、协调性协商治理和评议性协商治理等五种类型,这些协商性实践形态体现了多元主体互动合作、民主共治的协商治理。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多元化发展,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政治价值和民主效能逐渐显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优化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治理应主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素养、改进协商治理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安排、构建良好的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环境和完善以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设施建设着手。     

协商式治理: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的深层整合

作为一种行之有效治理手段的网络治理与自由民主的一些关键特征不相符,却能与协商民主的一些关键特征相匹配。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统合起来,并将这一统合之后的产物称为协商式治理。从理想角度来说,协商式治理一方面可以发挥网络治理所具有的高效率优势,另一方面又可使之具备协商民主所蕴含的民主意涵。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说,人们在落实协商式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克服诸多难题,如难以精准地确定各个利益相关者、包容性与协商之间具有冲突、较难区别出协商与妥协之间的差别、难以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协商治理及缺乏解决分歧的机构。因此,应采用在开展协商式治理之前经由公共媒体发布协商式治理的具体操作议程、正确安排所要讨论议题的顺序、设置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等途径来克服这些难题。     

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互动关系及共进路径探析

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人民性、公正性、包容性、法治性等特点,为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良性互动奠定了现实基础。现代国家治理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演进历程顺应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发展要求,随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民主制度化程度的加深,二者的互动性进一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二者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良性互动中,以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基层协商和网络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路径选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以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和网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中层设计: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探索——对成都彭州市社会协商对话的考察

协商是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从协商到协商民主,标志着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成都彭州市开展的社会协商对话,构建了县、镇、村三级联动的社会协商机制。这实际上是以县为单位,在国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顶层设计框架下的中层设计。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应纳入中层设计的现实考量。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顶层设计使其高屋建瓴,中层设计使其切实可行,基层探索使其落地生根,并在动态设计中不断完善协商民主制度。     

习近平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国际视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一系列理论。其中,习近平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国际视野体现在他重视和强调人民政协制度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国际因素,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强调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习近平肯定了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取得的成就,并从民主多样性的角度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正名与发声,强调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制度话语权的重要性;习近平把协商民主制度与国际体系治理相联系,提出了国际体系治理中需要协商民主的观点,指出了人民政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其国际治理观中融入了协商民主理念。     

互动与融合: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内在逻辑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协商治理,协商治理的趋向是良政善治。国家治理的旨意与协商民主的内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利益均衡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一致的目标追求,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相同的价值取向,主体平等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同一的根本原则,公民精神是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的理念诉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协商民主提供承接载体,反之,发展协商民主也需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架设运作平台。即,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决策的质量,有利于国家治理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疏通协商渠道、拓展操作场域、提供坚强保障。因此,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内在契合,二者在结构上是一种互动与融合的关系。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多元动因与网络聚合: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的生成机制

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是社会转型、政治变革、心理嬗变、文化发展等多种宏观因素嵌入微观的网络空间并持续发酵所致。剧烈的社会转型带来了阶层分化、利益调整和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大众对于平等的朴素诉求在网络空间以民意的方式迅速聚合和集中表达,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民意聚合机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民众高涨的参与热情与制度性吸纳相对不足,人民话语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裂缝,构成了网络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参与机制;线下大众心理的网络投射、网络大众心理的生成和极化网络舆论的集中表达等环节,构成网络民粹主义的舆情极化机制;商业利益推动下的网络文化媚俗逐利趋向,大众娱乐狂欢隐藏着对精英文化的抵制和解构,二者共同构成网络民粹文化的生成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协商治理探讨

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是通过对话和协商,调适网络群体性事件相关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治理形式,它有助于预防事件的发生、遏制事件的升级甚至是消解事件的负面影响。它奉行民主治理的理念,以公共理性为价值取向,以公共协商为主要途径。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的运作逻辑应遵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与演进规律,具体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协商式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协商式疏导、危机处置中的应急决策与协商式联动。当前,可通过建立多元化资源分配机制和增强弱势群体的资源利用能力等方式,矫正协商主体的不平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协商治理创造条件。     

合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

转型时期的中国,合作治理被期待发挥的作用是双重而非单一的,既要提高社会治理的水平,更要发挥一定的政治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中国合作治理并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的所谓模式与经验。以"协商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片面强调"多中心治理"构成了中国"合作治理"的本土特色。中国的合作治理模式强调不只是获得公共事务管理权力,实现自我利益,更需要在共同参与中相互合作,通过协商民主来实现共同利益,因此在中国的合作治理中除了要注意培育有较高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要善于通过协商民主去开辟基层社会的政治空间、打造社会基础、构造信任网络,形成整体性的民主合作机制。     

协商决策模式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强调要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由此看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将协商民主理念、程序与制度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构建协商决策模式,是当代中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重要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途。     

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治理逻辑与现实可能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话语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应是多方获益并值得推行的。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大体可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管理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等,并在治理实践中探索出了多样的协商路径。然而在地方政府治理中还存在着种种协商困境。要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思考协商民主对什么事务协商有效、多大规模协商有效以及协商民主如何制度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