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联盟框架：探究政策过程中的子系统效应

倡导联盟框架是由保罗·A·萨巴蒂尔于1987年率先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成为政策过程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理论之一。政策子系统（Policy Subsystems）是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单位，而联盟及其权力博弈是其分析视角，政策取向学习则是其重点关注的要素，联盟之间通过权力博弈和政策学习实现政策稳定与变迁的动态演化。倡导联盟框架的演进经历了从起源到成熟定型的过程，其标志是概念框架图的固定，并且形成了完整的基本假设、构成要素和核心命题。基于中国情境推进倡导联盟框架的理论发展、通过框架应用改善中国政策过程质量和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仍然是中国公共政策学者需要努力和坚守的使命。     

物业税抑制房价不现实——关于物业税的种种误解

误解一：物业税是我国要开征的一个新税种这个误解是由“物业税”这个新叫法引起的,其实就是房地产税,或房产税的另一种说法。不少国家都开征了这个税,我国也不例外。现行房产税暂行条例对一些房产规定免税,包括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免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纳税人,条例还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定期减征或免征房产税。     

政策变迁视角下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逻辑——基于广西A县经验的分析

关于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推进问题,既有研究多从横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分割开来探讨,很少从纵向维度将“试点”与“政策”统一起来考察,忽视了二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及其表现。本文引入时间因素,以政策变迁的视角对广西A县经验进行历时性分析,从政策与试点关系的时序变化中探讨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的推进逻辑,并依据案例建构了宅基地改革试点政策“时空交接”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对自上而下输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而言,政策往往会在时间上经历滞后于情景、超前于情景以及与情景相适应三个不同阶段,其背后隐藏着试点运作转型的两种行动空间,即“应激性转型”和“调适性转型”,这种时间和空间来回切换的发生逻辑可以由“时空交接”机制予以阐释。“时空交接”分析框架的建构,实现了对“试点”与“政策”的统一考察,为长时段的宅改试点政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了试点政策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对制度堕距理论、制度适应理论和政策“时空适配”观均有所发展。     

开征物业税宜缓行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在城市应该设计并开征不动产税。但中国目前开征物业税的条件并不具备。 房地产不仅是国家的重要财富,更是城乡居民最为看重的财产,国家对其保有者征税是名正言顺的,而且税基非常稳定,税源十分可靠。在实行私有制的国家里,个人私有财产受到国家法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政府转型动因、主体与机制分析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改革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诉求.政府制度变迁是政府转型的本质,需要通过对政府转型的制度变迁框架分析,揭示出变迁的动因与过程.政府转型的动因源于制度间失衡与政府官僚机构路径依赖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政府转型的制度变迁框架模型,研究了行为主体间的作用机制,并就我国的政府转型提出了两点建议.     

物业税改革浅议

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基本原则指导下，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与国际税收接轨，我国已提出合并税种、简化税制，实行以物业税为主的不动产扣税形式。从我国国情分析，开征物业税需简并税种、完善估价体系、制定科学的土地供应机制、处理好政策衔接问题。     

试点与实验:社会实验法及其对试点机制的启示

试点是中国政策创新与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试点有助于在可控范围内降低政策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风险,但对试点效果的评估容易受到选择性偏差和霍桑效应的影响。社会实验技术的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改善的可能性,它比自然实验设计和统计控制分析方法对观察数据的处理更能有效地减少各类偏误的影响。本文在讨论社会科学偏误类型和控制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社会实验法的分类、设计原则、实施程序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社会实验可以对偶然因素、偏误和混淆因素实现有效控制,为政策评估和因果推理提供可靠依据。当然,社会实验在适用范围和实施方面也面临很多限制和挑战。从实践层面看,试点机制如果能吸收社会实验法的相关要素,可以将政策创新与制度建设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房产税改革的国内外背景考量

房产税改革是我国当前财税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目前我国房产税征收制度面临房产税征收结构不合理、课征对象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通过分析我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以及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制度与房产税征收是否存在矛盾,结合域外国家房产税征收制度的经验,总结分析我国房产税改革在税基设定、评估机制以及房产税功能方面的启示。     

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研究

矿产资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系统探究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变迁历程、变迁机制与变迁逻辑,对优化当前矿产资源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范式变迁理论框架,以1986年到2019年年间中央层面颁发的511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政策文献量化的分析方法,对我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范式变迁与演变逻辑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政策范式经历了“规范化—市场化—集约化—战略化”四个阶段的变迁,每个阶段的政策问题、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各有侧重;理念转变和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原因,其变迁规律体现为政策问题由“基础性”到“战略性”、政策目标由“单一”到“多元”、政策工具由“严格管控”到“宏观调控”的演变逻辑。     

立宪视野下的财税转型理论之构建

长期以来,财税理论研究一直停留在"官方财政学"的框架下,这让与社会民众息息相关的财政税收忽视了社会民众的声音。中国当下的财税体制问题困难重重,其根本改变需要各个学科的融通,更需要认识到财税体制转型是整个社会大转型的一部分,需要从大转型的高度来高屋建瓴地积极应对。财税问题直涉国家权力的来源与政治权力的配属,现代财税体制是立宪主义价值取向、包含宪政精神的体制,而晚清的财税变革与英伦的立宪历程为当下中国的大转型提供了丰厚的理论渊源和实践清样。政府应在立宪主义的视野下以财税转型做为切口,推进法治社会的优良治理。     

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社会背景分析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中国在社会转型中的必然。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一连串的社会背景的变迁,从各个层面上呼吁公民参与到政策制定中去,并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建立在公开讨论协商和公民、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民主氛围。对于推进我国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具体社会背景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和科学。     

政策、权利与税收法定主义——从“上海契税第一案”切入

税收法定主义是财税法治的第一要义。"上海契税第一案"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在契税征收过程中突破国家统一税收立法的限制,自发制定和调整契税补贴政策,而使纳税人承担了全部政策风险,间接损害了纳税人权利。由此说明法定主义一旦缺位或受到动摇,无疑会导致税收规则及其政策实践的不确定性,致使纳税人的基本权利面临被侵害的危险,以至于加剧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唯有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行政权和有限立法权,将其税收政策制定过程纳入税收法定主义的轨道,才能增强税收规则稳定性,保障纳税人权利,促进财税法治的不断进步。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应对环境、能源压力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既需公共财政政策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也需要相应的市场机制的促进。因此,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缺一不可,且关系紧密。通过分析财税政策和金融支持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作用机理及效应,依据各自作用的特点和相互间的协同关系,从而构建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与金融支持的协同框架,并对促进这种协同框架的运行提出对策。     

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历史变迁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回顾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到2003年被更名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可以看到自一五计划始,国计委便发挥着指导中国经济政策制定及实施的重要作用。梳理其荣枯盛衰的机构变迁历程,以小见大,可以探究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问题。通过不断反思历史,方可以史为鉴、保有未来。     

论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的重点

财税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涉及全局利益。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为了理清财税改革的思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推进新一轮财税改革,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完善包括以"营改增"、资源税与房产税改革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大力推进财政层级扁平化、构建地方税体系进而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论法律信任危机及其克服路径

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而发生的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人际信任到系统信任的转变过程。根植于熟人社会的人际信任开始解体,而通行于陌生人社会的系统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由于社会信任模式的变迁,社会转型期出现法律信任危机。唯有建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综合性机制才能克服法律信任危机并进而建构起法治秩序。     

财产税与城市化模式之变

<正> 土地财政模式适用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财产税模式适用于城市化的稳定阶段,好的模式是能适应不同阶段主要矛盾的模式 8年前,房地产高潮刚刚出现,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提出尽快开征财产税(也称物业税、不动产税或房地产税)。由于那时财产税的话题几乎没有人关心,为了引起重视,我将财产税的开征与压低住宅价格挂钩,提出通过开征财产税压低房价,降低居民购房负担。尽管当时的确起到了引起争论"吸引眼球"的效果,但现在回想起来,把房价与财产税挂     

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场景、行动逻辑与未来趋向

科学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作为科学决策的逻辑起点和首要环节,政策议程设置至关重要。新时代我国政策议程设置面临全新的现代场景,多重机遇开启了公共领域转型之窗,公共关怀、现代意识、知识型公民、政策行动技能提升加上网络抗争,催生了政策议程设置中“新个体”的力量。新时代场景中政策议程设置的行动逻辑,根植于政府治理结构与规则程序的变迁,也寓于被网络集体行动框架重塑的非正式过程。现代治理需要社会合作建构取向的政策生成,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国情更强调中国共产党顶层设计下的协商合作、共同行动和自发推动,而开发更加成熟的政策问题环境扫描指标、加强社会分析,将是新时代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议题和趋向。     

政策经纪人在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与机理

政策经纪人是公共政策活动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角色,在推动政策变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各方主体因无法自动调和的分歧致使政策变迁陷入僵局时,政策经纪人便成为跳出僵局、推动变迁的重要力量和途径。通过透视过去若干年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政策变迁的过程,可以识别出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政策子系统中的一线行动者等三种政策经纪人角色,且每一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推动政策变迁的机制:权威决策者通过价值选择、决策规则确定、资源分配与利益整合等方式,发挥政治性调和作用;专家学者通过信息对称、知识解析以及因果关系推理等方式,发挥理论性调和作用;一线行动者通过现实状态揭示、现实行动逻辑解析以及现实效果预测等方式,发挥经验性调和作用。     

混合型监管：政策工具视野下的中国药品安全监管

在当代中国,社会性监管正在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公共卫生、生产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公共治理过程.以药品安全监管为个案,结合西方社会性监管的有关理论,从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建立奖惩机制以及优化执行系统四个政策工具角度,对当代中国药品安全监管的政策过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受到社会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中国药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被界定为"混合型监管".一方面,中国的药品安全监管政策在形式上已经具有了一些现代监管型政府的特点,例如建章立制、设立标准,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另一方面,却在许多方面仍然带有许多前监管型政府特征,而这些特征大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监管型政府正在逐渐取代全能型政府而成为未来中国政府可能的治理模式,但是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监管型政府的建设在中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建设一个高效的现代监管型政府,仍然是市场经济时代下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