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是加强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大创新和关键举措,也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障和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高校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仍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责主抓意识不强,工作职责不明确、责任分解不清,工作机制不完善、责任追究刚性不足,推进"三转"不彻底、监督执纪力度不够等问题。要扎实有效地推动"两个责任"在高校落地生根,必须狠抓思想教育、强化责任担当,健全责任体系、细化责任清单,优化考核评价、严格责任追究,持续深化"三转"、推进体制改革,切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高校腐败治理中的权力配置均衡性

高校的运行主要依赖于内部的权力存在及其结构状态。我国高校的治理路径是由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宏观制度选择和决定的,故而组织场域的同形导致的大学内部权力配置失衡以及权力监督约束机制缺失直接外化为高校腐败与政府腐败呈现出高度一致。从高校内部权力配置入手,在准确把握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强化权力的制约与均衡,保障权力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运行,是实现高校腐败有效治理及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     

廉政新常态背景下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的现实与路径

治理不善是高校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是对行政权力有效制约监督的过程,也是实现高校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民主权力良性互动的过程,契合廉政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在廉政新常态语境下,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正面临着权力失衡、制度供给不足、改革路径依赖和传统文化负效应等现实困境。高校应从促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耦合,完善治理制度体系,引入外生变量,推进大学治理文化建设等路径出发,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最终实现高校的"善治"。     

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构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

构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机制是促进权力运行阳光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一般要求,也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高校自身变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要求。要以权力配置科学化助推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促进高校党政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合理配置与相互制约,保障党委内部权力的划分与权力结构的有序化;以监督体制的协调化推进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巡视监督制度,规范专门机构监督,积极鼓励广大民众的监督;以监督成果的长效化巩固高校科学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权力运行的内部动力,完善权力健康运行的外在条件,发挥文化制度的惩戒功能。     

基于章程视角下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随着大学依法治校进程的不断推进,建设和完善大学章程逐渐提上了各高校的日程。作为大学的"最高法",大学章程是规范大学办学行为的根本制度,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下推动大学综合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大学章程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有着重要的联系,二者相互融合渗透,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一致性。现阶段我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大学章程的作用,通过章程明确大学内部各权力主体的职责权限,协调大学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转移权力重心,强化校、院、系三者间的权力均衡,从根本上创新大学的治理方式,保证大学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     

权力视角下的高校廉政建设

近年来,高校权力腐败案件不断增多,基建、采购、后勤、科研和招生等领域已成为腐败重点区域。高校权力腐败是高校占有学校资源并拥有相应权力的个人或小团体为谋取私利而损害学校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根源就在于权力主体的分离、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权力监督的缺位。要进一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党的纯洁性,应加强权力制约,强化权力法定,注重权力监督,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使高校真正成为传承文明、培育人才、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     

十九大以来进一步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定了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人民意愿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同样给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各高校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因此,高校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纳入高校教育事业发展和党的建设全局之中,全方位、多角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浅析我国高校治理存在的问题与改革途径

我国高校内部治理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包括行政化倾向、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缺乏自主性等,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继续发展。因此,为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要建设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落实办学自主权,建立相关组织或机构,优化内部治理结构,保障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发展,从而促进高等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高校一体推进“三不”提升廉政治理效能的思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指出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高校内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通过运用系统思维审视影响廉政治理效能的人、岗位、制度、流程、环境等五大因素,提出关于提升治理效能的思考。     

关于领导干部综合能力培育的对策思考

领导干部只有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提高学习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依法执政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才能培育其综合能力,才能肩负起领导责任,才能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风的蜕变

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由政府主导并采用行政手段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实利性。这种特征与高速发展的进程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尤以学风的蜕变为突出，表现出功利性的学术目的与实利性的操作手段和自下而上的蔓廷方式的特点。它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与走向，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演变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妇女工作主题经历了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到"全面发展"这一具体化演变,这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贵在落实,崇尚实干"的执政理念高度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仍然是党的妇女工作主题;改革开放初,强调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较为忽视,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确立,标志主题的第一次变化;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主题讲话标志着主题的第二次变化。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试论激励理论在军队管理中的应用

本文对管理心理学的激励理论进行了简述，对军队管理中实施激励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在分析军队管理中实施激励的特点的同时，对军队管理中复合应用激励理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行政学界腐败研究的现状分析

腐败造成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巨大腐蚀与破坏,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研究腐败的成因、现状、对策等问题,提出遏制腐败的对策,是历史和社会提出的重要课题。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有大批学术成果面世。为推动腐败研究的深入进行,通过对发表于国内行政学界主要期刊上的近一百多篇学术论文的实证分析,总结与综述现阶段腐败研究现状的若干特征和理论观点,并由此分析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     

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This paper, and the special issue it introduces, explores whether, and how,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cesses of governance, are distinct from cases in the North.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small but growing body of work on Latin America, most work on the regulatory state deals with the US or Europe, or takes a relatively undifferentiated “legal transplant” approach to the developing world. We use the term “the South” to invoke shared histories of many countries, rather than as a geographic delimiter, even while acknowledging continued and growing diversity among thes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ir engagement with globalization. We suggest that three aspects of this common context are important in characterizing the rise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The first contextual element is the presence of powerful external pressures, especially from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adopt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regulatory agencies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The result is often an incomplete engagement with and insufficient embedding of regulatory agencies within loc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A second is the greater intensity of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settings where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re of extremely poor quality and often non‐existent. The resultant politics of distribution draws in other actors, such as the courts and civil society; regulation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regulators. The third theme is that of limited state capacity, which we suggest has both “thin” and “thick” dimensions. Thin state capacity issues include prosaic concerns of budget, personnel and training; thick issues address the growing pressures on the state to manage multiple forms of engagement with diverse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balance competing concerns of growth, efficiency and redistribution. These three themes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this special issue, and for the case studies that follow. We focus on regulatory agencies in infrastructure sectors (water, electricity and telecoms) as a particular expression of the regulatory state, though we acknowledge that the two are by no means synonymous. The case studies are drawn from India, Colombia, Brazil,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engage with one or more of these contextual elements. The intent is to draw out common themes that characterize a “regulatory state of the South,” while remaining sensitive to the variations in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contexts within “the South.”     

中国共产党党纪严格性的边界研究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的实质是“党纪”严于国法,即“纪严于法”。党纪的严格性应有一定边界。其本质上是党员特殊身份与公民普遍身份何者为先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念与执政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何协调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姓党”与“属法”如何同时体现的问题。依此,党纪之严,涉及党员基本权利时应与宪法法律相协调,对党员设置更高标准时应根据不同主体分别设计,约束党员内心活动时应配套执纪细则。同时,党纪应限缩绝对服从事项,保障党员权利,并根据党纪的不同类别具体决定党纪“行为模式”的抽象程度,确保其一定程度的明确性和可预期性。     

乡村振兴中基层领导干部短板问题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的原则,这对新时代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存在着责任感(是否愿意干实事)和领导力(是否有能力干实事)两大方面的短板,解决这些短板刻不容缓。为此,在完善基层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面,要选拔高素质人才,引进高水平人才。在健全基层领导干部管理方面,要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领导干部素养;完善激励机制,形成物质精神双重关怀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形成全方位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