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全面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在预防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暴露不少短板和不足,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还要加强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     

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原则、框架与要素

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与新业态的迭代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演化。在快速进入数字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传统理论多从技术层面肯定信息技术革命对于生产关系变革的积极意义,但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注重数字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本身的转型。应秉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国际与国内同构"这两个治理原则,从技术、行为、组织三个层面系统推进数字治理体系框架建设,并在技术能力、规范能力、组织能力三个方面加强数字治理能力建设。     

矿产资源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及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矿产资源型乡村,由于资源开采在过去较长时期内处于粗放式、无序化状态,引发政府干预失度、官商非正式结盟、利益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压缩了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的发展和作用空间,导致村级党组织、村民群众、乡镇政府、社会组织等主体治理能力难以适应现代化需求,矿产资源型乡村由此成为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村民的"三治融合"能力、提升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以及增强社会组织服务能力。     

治理理论视域中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论析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考量,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已成为有效化解相互抵牾的社会矛盾和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和一个重大时代课题。实践表明:治理理论对基层政府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彰显现代治理理念,构建多元化的现代治理网络;掌握舆论主动权,引领社会舆论的正向走势;推动民间社会的参与,应是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基层政府提升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的恰切之道。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困境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能够有效地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部分,尤其是在化解多元化的社会矛盾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充分发挥自身效能,能够协助政府进行社会治理。但实际上,现阶段社会组织数量激增却活力低下,无法有效参与社会治理。要破解社会组织活力低下的困境,社会组织必须完善自身内部建设,同时在政策层面对政策工具进行组合创新,激发社会组织"造血"能力。降低登记准入门槛、注重质量建设,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提升其自主性和有效性。     

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与时机

《"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增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国"软实力",这是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能力和进一步扩大作用范围提出的新目标要求。全球治理是国际范围内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各人类组织,协同解决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影响人类生存发展质量的困境问题的体制机制。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属性、组织形态和国际认可度,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等相关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在改革开放全面发展中经济实力得到不断积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明晰、国际事务参与意愿不断增强、"一带一路"区域合作逐渐形成,这些都为中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创造了有利时机。     

《公共管理学报》征稿启事

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部署,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内在地要求"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什么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它与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才能有效推进中国现代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治理视域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在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基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社会动态稳定与和谐的战略考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和治理纷繁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以治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和实践的价值标尺,秉承善治理念,积极推进民间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建构现代合作共治网络结构,应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用现代治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与传统治理的管制和一元不同的是,现代治理要求政府具有较强的自控能力,防止政府规模的膨胀,要求行政组织减少层级,缩短指挥链条,给员工们更大的自主空间。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政府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根基,也是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用现代管理模式,推进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改革,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能力。只有地方政府加快自身的改革,做到职能上的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只有进行制度创新,让社会组织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与成长土壤,让其在地方治理上有更大的平台;只有各级行政组织变控制为服务,变管制为协调,变命令为沟通,才能使中国地方的社会管理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     

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府职能转变:系统思维与改革取向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指导方向,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逻辑相一致。从改革趋向上来讲,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逻辑与西方国家是基本一致的。然而,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在向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在理念、结构、工具的认识和选择方面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一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市场、社会发展状况各异,因此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能力的权衡中动态调整政府职能边界;二是要准确理解"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完整内涵,将政府职能转变的治理理念、治理方法和工具有机统一起来;三是推动治理方法和工具的应用创新是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在选择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工具时,应主要考虑这种工具在实现既定目标上的最大绩效。     

现代乡贤在当代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参与路径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下,现代乡贤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重要基础作用。从传统社会时期,生于其乡众人称为贤者,到近现代以来的断裂及重构,新时期乡贤群体意义更加广涵,呈现多类型、多功能的新特点。现代乡贤参与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在道德秩序、制度规范、农村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与功能,为追求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有效衔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部门应合理选择实现现代乡贤价值的具体路径和措施。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组织参与耦合机制探微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危机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重要社会行动。有效治理公共危机,不仅要依靠政府,还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的有序参与。公共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检验,不仅考验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也考验社会组织的快速反应能力。建立有效的全面动员机制,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能够将危机损失降低。社区和公众的公共危机意识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民间团体与政府配合的好坏。社会组织应该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填补政府能力的真空地带。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耦合机制,形成良好的协作互动机制,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主体作用。     

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及启示

正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广东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近年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中所形成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优势,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在党建统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