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

民主行政是完善问责制的重要向度,它有利于重构政府的责任链条,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监控能力。与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相比,民主行政理论更强调人民在国家公共行政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政府责任范围应以公共利益为重,问责标准不应仅由上级政府或领导单方面决定,它的确立是一个公众讨论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到具体官员的过程。当前推行问责制应重点从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向社会及基层下放权力、完善程序规定等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行政的民主化,以行政民主化带动问责制的健全,实现民主行政与问责制的良性互动。     

官员问责制度的现有问题与完善途径

自2003年以来，以高官问责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责任政府。但在实施官员问责制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须对问责制加以完善。     

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官员问责制启动以来,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的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应当从问责程序、问责主体、问责效果等方面深入探讨当前我国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与不足,以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     

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理论支撑,可以从政治学、法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不同层面的考量中得以充分说明。政府问责之目的是规约官员行为,改善公域与私域的关系。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用"五个明确"落实问责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没、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问责官员复出的失范与规制

问责官员的复出不仅关系问责制的实施效果,而且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应当慎之又慎。现实中,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约束,"可以"复出异化为"必然"复出、"应当"复出中的"正当"缺位及"正当"复出偏离"善"价值等失范现象,消解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滋长了暗箱操作的腐败空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应构建完备的官员复出实体制度,作出严格的官员复出的程序性安排,对问责官员复出进行全程监督,以规范官员复出。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     

现代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多维理论基础

建构官员问责制，是我国塑造责任政府、推进问贵新政的重要前提，是推进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认为，这一制度建构缘于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人民主权学说、社会契约论、委托一代理理论等民主政治思想构成了政府官员问贵制的基本理论基础，同时，建构政府官员问责制还呼应了来自于法治、善治、积极政府、行政伦理的要求。     

全面提升官员问责制效能的对策研究

官员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角度加以衡量,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因此如何有计划、有预期地将官员问责的运行纳入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来,避免问责过程、问责手段的随机性与盲目性,并实现问责制的效能提升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制的重要举措。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员问责制的缺陷分析

在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员队伍中,具有决策、指挥职能的官员,肩负着政府的重要职责,其责任感和承担责任的能力直接关系到政府责任的履行和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本文主要从当今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官员问责制所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从而为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一些相关性的论证和反思。     

正视问责制的三大瓶颈

官员问责制在我国政治社会中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在现实中,问责制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使得问责制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当前问责制中突出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即政府信息公开化不够、问责主体缺位,客体不清楚、问责力度不够.     

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薄弱环节与对策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强化官员责任与改进政府管理的有效制度,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与丰富的价值意蕴.但领导干部问责制在中国推行起步较晚,当前存在着异体问责薄弱、职责界定不清、问责范围过窄、程序设置简单、问责文化滞后等薄弱环节,因此亟须探求破解路径,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文化等维度去推进官员问责的制度创新,以期对提高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裨益.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问责制已成为我国政府运行的一种常态的情况下,对于被问责官员的制度安排却存在缺失。被问责官员何种情况下可以复出、复出到何种职位、以何种程序复出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各地操作的随意性较大。这种相关制度的缺失不仅削弱了问责制的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可以从完善相关制度、增加透明度、强化人大的监督和扩大公众参与入手。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