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而公共政策议程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优劣。实际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制与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必须在分析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协商民主诉求回归、优化结构和功能、创建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民主协商机制等三个方面,来探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议程优化的实现路径。这将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有序参与政策议程,促成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的良性互动局面,最终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实现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议程设置与公共政策私用的风险探析

政策议程设置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为政府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奠定基础,对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政策议程本身对政策问题的确定与解决存在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蕴含了私用政策的风险,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造成威胁。政策议程被私用主要存在于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受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等方面的影响。为防止政策议程被私用,需要在政策问题的设立上引起重视,既要关注主体利益需要的规范,也要注重相应的外部监督机制。     

我国“政策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现实偏离

公共政策是当下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公共政策以公共政策问题为客体,通过对问题的有效解决,进而维护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根本属性,作为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共利益的载体,公共政策问题亦通过公共性取向来表现其社会价值.因此,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而成为政策问题时,必须以公共性为根本价值取向,以公民参与政策问题界定为基本前提,确保政策问题界定的公共性、平等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但是,在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社会问题并不是完全按照公众意愿,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问题界定过程存在主体平等性缺失、程序民主性游离、结果合法性不足等问题.故而,为了实现问题界定公共性取向的回归,必须厘清公共性取向的主要内容,对政策问题界定过程进行客观、理性的现实反思.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的形式，可以大致划分为系统议程形式与政府议程形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不同通过这两种形式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决定程序的。如果按照政策诉求主体来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政策议程确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和内在创始型。其中，外在创始型是政策诉求由政府系统以外的个人或社会团体提出，     

群众意见如何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人民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进入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程序,指的是社会问题经过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而转变为政策问题,并且正式确立政策议程的过程。依据政策议程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集中反映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策议程设置的嬗变:政治逻辑及其阐释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经典议题,政策议程设置最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中权力的真实运作,从政策议程设置视角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新的和有待拓展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逐步构建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的议程设置架构和机制,中国政策议程设置在合法性上回应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原则,并在国家治理能力实践中探索和完善了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性。理解和阐释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逻辑,探索和构建中国治理话语体系,是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尚待推进的知识议题。     

快乐公共政策的构建——以快乐经济学的视角

幸福快乐是人类行为唯一理性的终极目标,公共政策应当致力改善影响民众幸福快乐且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就业,加大公共支出,适当引领生产与消费等.政策构建模式上应当注重民众的主体参与和议程的设置,以便制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与快乐的公共政策.     

“邻避冲突”中的议程设置——基于R市的实证研究

从公共政策过程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的"邻避冲突"案例,使用历时性的分析方法阐释了议程设置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大陆与核能开发有关的"邻避冲突"大多源自原有核能政策的垄断。民间群体想要打破政府对议程设置的垄断局面,必须经历核能政策垄断与"混合式"议程设置,公众议程的发起与新议程形象的建立,议程议定场所的选择与管辖权的争夺,议程的扩张与政策垄断的破坏,及"机会之窗"与"焦点触发",最终将自己面临的困境清晰地呈现给政策的制定者。案例表明,现实中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还存在诸多障碍:即来自政府方面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来自公众方面的阻碍主要是其在参与和主导议程设置的能力上存在缺憾,来自大众媒体方面的阻碍主要是他们对议程话语权的操作和过度的风险放大。优化议程设置的可能性路径是:加强议程开启和沟通的制度化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议程设定场所之间的统筹与协调机制,培育公众在政策参与方面的能力。     

论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媒体的影响

由于媒体具有覆盖面广、信息容量大和传播迅速的特点,一个社会问题一旦经过媒体的放大很快就能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因而就能对政府政策议程的建立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对于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影响力也受到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的制约。在公共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要协调和处理好媒体与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关系。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

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引出的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通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谭震林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通过《人民日报》、《红旗》等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进入了政府议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失败而告终,从公共政策的制定角度分析,原因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目标是空想的;政策方案设计不现实;未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后果进行预测,或者预测不科学。尤其违背了公共政策规划的诸多原则,如未全面准确地搜集信息;未对方案进行现实可行性分析;未让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参与决策,采取了强迫命令的做法;未进行试点工作。     

公共领域的延展与公共决策

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的监督、调整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网络参与的去责任化、非理性问题,同时又为公共决策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为此,在实现现实与虚拟公共领域的融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引导和法律规范,使网络空间在公共决策中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分析

公共政策议程研究是西方政策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基于西方政治体系中的政策实践总结归纳出了政策议程的很多准入条件和模型。而中国学者在议程问题的研究上还处于萌芽阶段,基于本国实践的同类研究不仅数量稀少,而且解释的力度和系统性都欠缺。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议程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隐蔽议程问题的理论与启示

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评价公共政策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公共政策只有经过它们检验，才能真正体现公共精神与实现公共目的。隐蔽议程中的政策制定却受私利集团的操纵，从而发生了“目标置换”，危及了公共政策的权威甚至于政治的稳定。这一问题必须要通过增强政治及政策制定过程的民主与开放程度来加以解决。该研究对于中国建立现代公共决策体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多源流框架:探究模糊性对政策过程的影响

多源流框架是由政治学家金登首次提出,他在借鉴决策理论研究者科恩、马奇和奥尔森提出的组织选择的垃圾桶决策模型基础上,开发出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来理解政策过程,探究议程设定、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他认为,一旦政策之窗开启,政策企业家促进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实现三流合一,新的公共政策就会被选择,或者新的公共政策取代旧的公共政策,政策变迁得以实现。多源流框架在提出之后,被不同政策领域、层次和地域广泛使用。多源流框架在未来是否能够具有持续性的生命力,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理论通过进行适应性调整,主动与一些成熟的理论进行对话,尽早发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为共同研究和知识积累创造条件。     

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基于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一类案例的分析

回应式议程设置是指政府在短时间内将"议程设置"作为回应社会需求、或处理某一突发事件与社会问题的工具。近年来,回应式议程设置已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公共议程设置过程的常态。在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下,社会问题步入议题合法化的过程被政府压缩或精简,社会焦点事件的发生方式和剧烈程度对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性往往超过了政策议题本身内在的重要性。政府议题选择更符合公众议程的偏好排序,能够及时回应公众的需求,契合了新时代的治国理政观。但由于公众偏好容易受到短期社会焦点事件的影响而呈现不稳定性,过度依赖公众偏好也隐含着议程设置理性科学分析不够、不利于政府主导能力的培养,甚至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无效回应等问题。加强政府决策自主性,对公众需求进行适当引导是防止回应式议程设置模式持续固化的有效措施。     

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

议程设置是廉政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网络舆论对廉政政策议程设置有着积极的影响,包括丰富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起点,实现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多元主体互动,促使廉政政策象征性议程向实质性议程转化,加快廉政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等。但是网络舆论也可能打造"伪民意",形成"伪议程",给廉政政策议程带来设置难度加大、甚至设置错误议程等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