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婚罪之“以夫妻名义同居”

重婚罪的司法适用率越来越低,以致无力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重婚犯罪的反常现象,已严重威胁到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应当摒弃以非罪化或罪轻化这两种思维模式应对重婚罪的司法衰微,重新认识重婚罪中的"以夫妻名义同居"的行为,从司法上遏制重婚现象的蔓延之势。     

"违背妇女的意志"与强奸罪的认定论析

强奸罪认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定“违背妇女的意志”，而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在“违背妇女的意志”认定中具有征表意义，存在认识错误时认定是否“违背妇女的意志”要以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为标准进行理解；对于仅仅“违背妇女的意志”而没有客观方面的强奸行为，不能认定为犯罪；在认定其他手段时应当以使妇女不能反抗、不知反抗或者不敢反抗为标准进行判断。欺诈是一种隐性的违背妇女意志的表现，包括身份的欺诈和行为性质的欺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扒窃”入刑探索

针对扒窃行为认定的四要素,即公共场所、扒窃行为方式、扒窃对象以及扒窃所得财物的博弈,应以被害人及其法益保护为视角,明确公共场所三特征、清晰扒窃行为方式之心理安全距离,界定扒窃行为的对象是他人,并确定扒窃所得财物是较小物品。扒窃行为的认定,还应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相结合,做到"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一方面,严密盗窃罪的刑事法网,使得扒窃以行为犯的形式入刑;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做到严而不厉,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抑或有其他法定、酌定以及"民间法"等从宽情节的,可以出罪。     

论宣告死亡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的影响——反思宣告死亡刑法上的效力

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婚姻关系从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有再婚的权利,而对于失踪人在不知道被宣告死亡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再婚,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无疑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认定产生困惑。关于死亡宣告刑法上的效力,有肯定和否定之争,通过对死亡宣告中"死亡"性质和犯罪事实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死亡宣告的法律后果在失踪人生存的情况下不具有刑法上的效力,即死亡宣告后,失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再婚行为构成重婚罪。     

股东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研究

股东资格，又称“股东地位”是指各民事主体作为公司股东的一种身份和地位。具有股东资格，就意味着股东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同时，也意味着需要承担股东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主要是指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资格的认定是当前公司实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依据认定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可以将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划分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两类。而出资瑕疵、隐名等情形下股东资格认定，应区别对待。     

关于重婚法律问题的思考

实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近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世界各国在立法上多有禁止重婚的规定，只有少数伊斯兰教国家允许多妻制存在。我国在１９５０年和８０年颁布的婚姻法中都明令禁止重婚，同时刑法对重婚罪也作出了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是重婚的认定及民事法律后果的承担，...     

关于法益成为犯罪客体的思考

关于犯罪客体问题 ,理论界分歧较大 ,有许多不同观点。就其合理性而言 ,法益说比较妥当 ,即犯罪客体 ,应当是指被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由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其根据主要在于 :一是深刻揭示了犯罪所侵害的实质 ,二是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 ,三是切合了现代民主政治和人权观念的新发展 ,四是具有其特殊的机能 ,五是完全切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但是 ,法益理论本身也面临许多挑战与悖论 ,尤其是法益价值构造与价值取向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辩证及限制

积极主义刑法观立足于社会防卫论的立场，主张动用刑法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手段。为了应对当前社会中不断增加的安全威胁，我国刑事立法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以犯罪化为主。刑法以相对积极活跃的形象出现在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中，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但积极主义刑法观可能存在前置法后置法衔接不畅、违背刑法谦抑主义、犯罪标签泛化等问题。为追求良好的刑法实施效果，应当对积极主义刑法观进行限制。具体而言，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中，应当以比例原则作为检视刑事立法是否具有必要性的工具。在保护超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选择上，应当倾向于为维持社会秩序有效运转所必需的利益。在犯罪设立模式上，应当坚持立法“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在新罪增设中体现定量因素，将不需要由刑法规制的行为交由前置法进行规制。在司法活动中，应当强调“但书”条款的作用，通过对个罪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使刑法的处罚范围更为合理。     

论环境刑法的法益

自从法益(Rechtsgut)概念被提出,就迅速占据了刑法教义学的重要地位。法益成为刑法分则解释和评价的重要风向标。从法益学说的历史来看,法益可以分为体系批判性法益和体系固有法益。我国环境刑法的法益也可以在这两种法益观下得到审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我国环境法益刑法保护的一些建议。     

“国家规定”存疑

物权法草案关于“国家规定”的一些表述引人瞩目,在涉及物权处分时,多次出现“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的字样,包括第49条“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第68条“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第128条“因不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刑法法益理论的流变与实质

从当前刑法法益理论的发展流变情况看,大体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状态论的法益概念与利益论的法益概念形成了交叉分化的局面;二是超个体法益只有依附于个人才具有生命力;三是具有批判立法功能的自由主义的宪法法益概念占据主流地位。上述趋势说明,当前的刑法法益概念正逐步显露出其建立在经验论之上的个体主义本质。事实上,个体与社会的认识论对立,正是法益论与规范论对立建构的基石与动因。     

论结果加重犯的未遂——以强奸、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比较为视角

司法解释以及刑法理论上的争议使得结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成为疑问;结果加重犯是单行为类型,对加重结果必须有主观上的认识;基本结果与加重结果之间有"同质"与"不同质"两种关系,前者不存在未遂,后者在基本犯所侵犯的法益与结果加重犯所侵害的法益存在明显的保护位阶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未遂;强奸罪和抢劫罪都存在复杂客体,一般来讲应以主要客体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次要客体仅为量刑的参照,但应考虑复杂情形的存在。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务问题探讨

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刑事政策导向下,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放宽对案件证据要求的现象,易导致对案件定性量刑的偏差。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涉及的数额认定、是否复制他人作品的认定以及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要严把证据关,严格依照查证属实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裁判结果的正确性和公正性。     

刑法法益保护内容的新思考——以社会共同情感为视角

法益具有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机能。然而,随着法益内涵不断丰富,法益却有成为政策化工具的倾向,致使其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功能日益弱化。将情感作为刑法法益保护内容之一,既不会造成刑法干预的不当扩大,也不会带来刑法价值判断的随意性。相反,情感对刑法法益的适当填充,一方面可以有效补救法益论日渐式微的立法批判机能,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发挥法益实质解释论的"出罪"机能,以最大化地将对人的利益和价值的关注作为法的价值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认同。     

如何界定用人失察失误的责任

《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当前,用人失察失误现象时有发生,且问题出现之后,到底由谁负责,责任如何界定,责任有多大等等,没有一系列责任过错有效证据的认定标准和办法。界定责任是追究责任的基础和前提,本文就如何界定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谈几点看法。一、界定用人失察失误责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选用一名干部,环节多,涉及面广,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其责任往往互相交织,甚至互为前提,互为因果…     

自治与立法的双重逻辑:法律多元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发展——360和腾讯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360和腾讯纠纷案提供了分析网络立法与网络自治的绝佳样板。网络立法与网络自治的冲突以鲜明方式体现出来,探究两者共存的基础显得必要而紧迫。法律多元理论为两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在法律多元理论视角下存在自治与立法的双重逻辑,一是网络立法是优先法益立法,也是有限立法,法益标准的确定是网络立法的前提;二是为解决网络自治与网络立法的现实冲突,部分赋予网络自治规则予以习惯效力,促使网络规则向法律规则的转化,亦是互联网发展的有效途径。但转化过程中应当注意网络自治规则的普适性与实用性,防止垄断性企业对网络自治规则的滥用。     

法益路径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限制处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益并不是一个已经取得共识的命题。囿于法益理解的差异,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罚流变的讨论难以有效地展开。法益的确定,成为本罪限制处罚的开端。不同于以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秩序说”与“国家税收利益说”,双重法益说通过阻挡层法益与背后层法益两个层次的设置,不仅能恰当说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亦能确保本罪在刑罚体系上与相关犯罪相适应,从而为限制处罚的讨论提供合适的基点。     

正当防卫理据的法哲学省思——基于权利保护与社会连带视角

为他人强行防卫等正当防卫适用中的认定争议，体现出探究正当防卫法哲学理据的必要价值。就正当防卫权利保护理据的两种论理路径而言，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的主观权利论比主张自然状态自助的例外私力救济论更具合理性，但仍然无法说明为国家与公共利益防卫等防卫形式的正当性。法秩序维护理据虽然在超个体的秩序法益基础上说明了为公法益防卫的正当性，但其抽象论证法秩序的逻辑导致内涵空洞化、个体手段化、效果附随化的适用困境。而综合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的二元论虽然说明力更强，但隐含着将权利与秩序对等并立的立场预设，从而错置二者层级关系，造成论证逻辑同义反复或内在矛盾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实质根据应在权利保护理据前提下，补充社会连带作为正当防卫的全面理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容许规范衍生防卫权作为正当防卫的直接依据。     

试论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认定隐名股东的资格，立法并没有规定，审判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标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应当综合考虑隐名股东的存在类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定了认定隐名股东的具体规则。     

自首前置情节对量刑的影响——从司法实务角度看自首的认定

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审查起诉及审判量刑情节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对定罪情节把握都比较准确却往往忽略了量刑情节上的一些细节,自首的认定直接涉及处刑情节,对于自首的认定应当是谨慎而严密的,仅是认定自首也未必是必须采取必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