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物化: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制

政治意识形态出现与政治革命紧密相连,政治权力的介入让符号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生成机制的核心要素。作为传播链条上的受众,被嵌入到由资本所构造的经济关系之中,受众的物化遭遇同政治意识形态传播的普遍状况形成机制上的一致性,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接受机制的内在逻辑;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持续强化,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领域下沉的同时,也加深了社会大众对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优势解读"的"抵抗"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不稳定,此为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内卷化走向。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

感性认同是心理认同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网络时代感性认同已经成为网络意识形态认同的普遍现象。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形式的感性化、内容表达的感性化以及网民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加工的感性化是网络意识形态感性认同的生成逻辑。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受众共情、增强其理论凝聚力、提升话语引领以及筑牢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都需要其建构更强的感性认同。激发网民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更强的感性认同,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应做到大众化、通俗化、常态化与制度化。     

转型期中国网络社会治理:内涵与主要议题

网络社会的兴起使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新的阶段,并推动了网络社会治理的发展。对网络社会治理内涵的理解需以深入认识"网络社会"为前提。网络社会治理是面向"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互动交织的网络社会的治理,其主要议题包括传播公共信息和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公共权力、促进政民互动、动员社会力量、营造社会共识等方面。认识和推进网络社会治理,是新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解构与重构:新媒介赋权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当前,媒介赋权在社会化新媒介领域成为常态化现象。新媒介赋权冲破了传统社会话语传播的不对等状态,将社会控制模式由"全景监狱"模式转化为"共景监狱"模式,有助于推动信息和话语的均衡化传播。与此同时,新媒介赋权所带来的传播权力去中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传播方式交互化,不断解构着作为"普遍适应参照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整合力、管控力,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风险点。要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必须从坚持一元主导、遵循整体原则、推动媒体融合、提升媒介素养等方面着手,筑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数字参与文化的意识形态透视

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型文化景观，数字参与文化凭借知识共建、经验共享与记忆共铸，融入社会权力机制并赋予意义生成群体“自决”属性，进而成为社会观念的构序者。在重绎生产、传播、身份与行动逻辑中，数字参与文化一方面实现了激发集体智慧、延展感官体验、革新交往范式、赋能民主实践等正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带来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负效应，“围猎式”文本创作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交互式场景传输阻滞意识形态信息流通，趣缘性圈层交往分化意识形态价值认同，无序化集体行动弱化意识形态实践引领。对此，须以理性审思祛魅“参与”，在主体层面加强媒介素养培育，在介质层面促进模因复制流通，在方式层面推进主流价值共创，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法治规范，共同化解数字参与文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智媒时代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三点思索

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整体谱系中,关乎价值传播的理论视域仍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而不可忽视的现实是,智能媒体的勃兴对当代人的知识结构、价值理念与行动规范的塑造已初见端倪。智能媒体建构的新的传播环境将成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现实场域,目前面临一系列现实挑战:智能媒体的"致瘾"机制遮蔽了用户的主体意识与思维能力;沉浸式视觉文化消费磨损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能力;"流量经济"的推动加剧了互联网泛娱乐化倾向;算法推荐营造的"信息孤岛"催生了网络共同体。为有效应对智媒时代的诸多挑战,未来需要在夯实现实基础、重构媒介环境、规范内容导向、增进技术赋魅等方面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价值共识的实现路径。     

“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问题再审视

当资本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时候,网络空间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呈现出了融合与冲突并存的态势,资本逻辑在推动网络繁荣发展的同时引发了网络空间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进而产生了话语权力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实效,需要在网络空间运用政治权力来引导和超越资本力量,将信息技术资本的强劲动力与社会主义发展有效结合起来。在通过协商对话机制凝聚网络多元意识形态的同时,还需要展开对信息技术资本的辩证批判和政策制度的引导与规制。     

媒介智能化场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嬗变及靶向治理北大核心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媒介智能化趋势,不断变换抹黑和歪曲“四史”的叙事手段,表现为媒介融合化覆盖与话语大众化浸染、信息扁平化传播与算法精准化推荐、内容碎片化渗透与形式多样化吸引,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其危害机理在于以谬误理论逻辑挑战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以歪曲“四史”干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西方价值渗透侵蚀核心价值观思想共识、以数智技术推荐抢占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地。为此,应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作用力、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吸引力、提升信息受众网络素养、构建网络渗透的风险防范机制,靶向批判和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媒介智能化场域的渗透。     

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挑战与因应策略

人工智能与大众传媒的深度联姻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利生成逻辑,拓展了新的社会政治空间,正在形成并不断演化的智媒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产生了冲击影响,如“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等加剧群体区隔化,“把关人”缺位失效引发价值偏离风险,“致瘾性”机制导致群体生活疏离,“泛娱乐化”消解主体的理性认知等。这些冲击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效应对这些现实挑战,须采用畅通传播途径、优化传播内容、加强网络治理、创新传播方式等措施,稳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领力、穿透力和凝聚力。     

网络和平演变:意识形态安全的严峻考验及应对策略

苏联解体后和平演变的首要目标是中国。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网络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使其成为和平演变的新阵地和新载体。和平演变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争夺,实质是对人思想文化的争夺。网络和平演变之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严峻:西方话语霸权主导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心被消解;西化思潮在网络上的肆意传播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受到极大挑战;两个舆论场的对立造成社会的割裂。要想赢得网络意识形态斗争,防止和平演变,就要做到:解构西方话语框架,大力建构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力求主导议程设置,提升中国话语的传播力;坚持"三个自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统筹"两个舆论场",弥合社会裂痕;进行舆情监测与引导,全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弹幕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弹幕文化作为当今网络社交文化的重要形式,深受青少年群体的青睐,也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然而,弹幕文化在纷乱繁杂的网络环境影响下往往会产生过度娱乐化、情感复杂化、绝对自由化的倾向,容易引起主流意识形态被冲击消解、被边缘化及传播风险加剧等问题。为此,应通过运用网络技术"治疗"与加强网络监管来强化弹幕文化的形态规范;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输出形式与加大对不良社会思潮批判来提升弹幕文化的生成质量;推动网络资源的优质化与对弹幕参与群体价值培育来净化弹幕文化的生态环境,主动引领弹幕文化走向常态化、健康化、绿色化的发展道路。     

大数据时代中国网络舆情的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基于“技术治理路径”嵌入视角

进入大数据时代,网络社会日趋活跃,网络共同体渐趋形成,而网络舆情的治理更是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热门议题。近年来,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问题。通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起源与分类进行梳理,总结中国既有的网络舆情治理路径,即基于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思维的"回应治理路径"和基于法治思维的"法制治理路径"。基于此,对二者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失灵的深层逻辑:治理目标逐利化与治理主体单一化,致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预期风险较高的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有鉴于此,提出将目标重塑与主体重组后的"技术治理路径"嵌入到既有舆情治理机制中,针对显性风险类与隐性风险类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到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有效治理的另外一块拼图。     

“社会人”符号意义的变化——以小猪佩奇的传播为例

在社会日益媒介化的背景下,人们赋予越来越多的媒介符号以社会化含义。近年来,"小猪佩奇社会人"在网络和日常生活中风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人"意义的讨论。以"社会人"作为关键词,本研究获取了1万条微博文本并抽取出其中的500条微博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同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社会人"的符号表征由"大金链子""社会哥"向"小猪佩奇社会人"的转换过程中,其符号意义及寻求过程更为抽象;背后存在着心理解离化和共享现实的社会心理机制。因而,借助媒介可以建构积极符号,在共享现实的心理机制下,促进共享文化和共享心态的形成。研究发现对理解社会文化及其图景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     

视觉文化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

视觉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视域和实践指向。一方面，它凭借感性形象呈现意识形态内容，通过主体询唤建构意识形态认同，借助融入日常生活实现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视觉表达泛娱乐化、视觉消费符号化、视觉文化多元化等风险挑战。为了进一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视觉化传播实效，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高效传播，亟须强化视觉图像叙事、增强视觉信息把控能力、规范视觉文化秩序。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建构困境及破解进路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世界的利益矛盾逐渐向网络空间迁移和聚合,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多元意识形态交流交融和交锋的新场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的重大论断,鲜明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和维护,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久稳定,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在建构过程中遭遇西方话语霸权挤压、异质非主流意识形态消解、网络治理困境、网络话语资源结构冲突等问题。为此,要建基于"破"与"立"的问题意识,实现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批判及话语体系创新,破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构困境。     

新时代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路径探索

媒介权力作为一种备受关注的社会权力,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本文分析了新时代媒介权力治理在助力国家治理效能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加强媒介权力治理助力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路径。必须把党管媒体原则贯穿于媒介权力治理的始终,发挥好主流媒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媒介权力治理的作用,创新媒介权力治理话语体系,在提升媒介服务能力中加强媒介权力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媒介权力治理格局,使媒介权力治理在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