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论纲

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的思想背景包括理性观的进化、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和公共行政学范式的转换三个方面。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为这一研究是对行政决策的理性维度研究的重要补充。综览现有研究成果,需要在人性假设、致思取向、研究思路等方面予以改进。建立在对其思想背景、学术价值、理论基础的分析、梳理和概括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行政决策非理性维度研究框架的构想,主要包括:行政政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逻辑起点,行政政策的非理性研究的理论假说,行政决策的非理性维度研究的基本内容,等。     

自我—他人决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由于人们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有限,对于较为重要或复杂的决策问题,决策者常常需要寻求他人建议,或者直接请他人代己决策。近几十年来,诸多学者探讨了自己决策、建议采纳、代他人决策等之间的差异,以期获得决策质量等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其机制。以往研究表明,自己-他人决策差异确实存在,从决策准备(信息的选择与加工)、决策过程(选择偏好)、决策结果(决策的质量与满意度)几个视角对相关研究做出整理和陈述,并对未来自己-他人决策研究提出新视角。     

协商决策:我国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协商民主理论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公民参与和协商讨论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协商决策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中政府决策模式创新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精华和总结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     

企业决策责任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因企业经营决策行为引起的失误并导致企业的损失结果,往往单纯地归之于企业经营管理本身所产生的负效应,而缺乏对决策失误法律责任制约的思考。现有的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理论也无一不将决策责任问题排除之外。这与我国目前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的由于经营决策失误导致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减值,而“无人负责或无人真正负责”的实际情形不无关联。笔者认为,要强化国有企业经营决策者的责任意识,建立和完善我国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必须从法律责任角度去认识决策责任。     

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研究

法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科学、民主和合法的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其中公众参与就是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合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达到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防止社会矛盾激化的效果。本文在分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背景和前提的基础上,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立法、公众参与主体、公众参与启动模式、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公众参与反馈机制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公共决策失误责任论析

公共决策失误责任是公共决策责任的一部分,公共决策失误又分为主观失误与客观失误.客观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能够追究的只是主观失误的责任.公共决策中,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判断决策失误的标准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决策体制,公共决策者对于决策失误应负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为使公共决策者对公共决策负起相应的责任,需要建立公共决策失误责任机制.     

决策中的脑神经活动

在市场投资中,收益与风险并存,对收益的期望和对风险的恐惧,构成了人们在投资决策时的矛盾心理。面对经济市场时,个体的情感和经济决策表现的各不相同。神经经济学运用神经科学技术来确定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神经机制,分析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脑神经活动。对神经经济学的决策研究以及神经经济学中主导决策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对未来的神经经济学与决策研究作了展望。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

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     

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比较

地方治理决策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受到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的影响.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实践与传统不同,导致了中美两国地方治理决策不同,具体表现为:美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资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资产阶级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文化是无产阶级决策文化,受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要高,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主体的决策参与意识、决策能力与决策独立性相对要低;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多中心决策体制,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体制是单中心决策体制;美国地方治理决策以公民和社会职能为导向,而中国地方治理决策以政府和经济职能为导向.     

西方公共政策决策模式评价

决策理论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决策理论的发展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 ,对理性决策模式、渐进决策模式、组织过程决策模式、政府政治决策模式、感知过程决策模式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并试图从决策主体、决策类型、决策过程三方面揭示出这些模式的内在联系。一项政策的形成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公共政策决策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时代背景、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问题的性质而相应地变化。     

决策理性之争议——读西蒙的《管理行为》

《管理行为》是赫伯特.西蒙最重要的著作,在书中他对"管理性的组织机构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更是提出了决策过程理论。而第四章《管理行为中的理性》是该书也是他的决策理论的核心。基于对该章的阅读,并以其提出的"理性"概念为引子来对决策理性进行探究,内容主要涉及决策理性的内涵、决策理性的若干争议、决策理性的趋向,以及对决策方法选择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对决策行为影响的研究

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最后通牒范式对21名大学生的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探讨主观幸福感与不公平分配下决策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当分得金额为总金额的20%或以下,幸福感高的被试接受率显著高于幸福感低的被试。幸福感高的被试在不公平分配方案下愿意接受的金额显著低于幸福感较低的被试;在反应时上,无论接受或拒绝,幸福感高的被试显著快与幸福感低的被试。当接受不公平方案,幸福感及其各维度与接受金额、反应时相关显著。最后通牒博弈中,接受反应和拒绝反应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心理机制。     

以商谈求共识:行政决策听证中公共意愿的形成

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加剧的背景下,推进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差异和矛盾,聚集民意,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价值前提。协商共识理论为深化行政决策听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向;行政决策听证的功能在于为理性论辩提供建制化空间以集结民意,制约行政决策;在听证议题的形成、听证代表的遴选、话语规范的确立及其制度保障等主要环节中,通过制度程序的建构,排除权力和金钱的侵入,在平等协商对话中整合利益,集结公共意愿。     

从留学到就业:时间如何影响跨国迁移决策

以留英毕业生从留学到就业的职业发展轨迹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中国青年人才在跨国迁移中对是否回国、何时回国、为何回国的迁移决策。通过把微观层面海外青年人才从留学到就业的迁移决策过程与中观层面当地政策框架以及宏观层面输出/输入国跨国社会空间相结合进行研究,发现迁移决策不再是"回国"与"不回国"的决定,而是毕业生不停地在国内、国际比较中推迟或提前迁移行为,以寻找迁移的"最佳时机"。这一发现揭示了国际人才流动的不确定性,并从时间维度进行解释,拓展了跨国迁移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传统移民研究的定义框架如何满足新的移民现象进行了动态的、过程化的回应。     

数智时代的公共决策：复合理性转向与范式证成

何种决策是合理的,这是萦绕公共治理领域中事关决策标准且具有争议性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决策认知的核心要素“价值—证据”为二维变量,划分非理性决策、工具理性决策、价值理性决策、复合理性决策等四种基本决策类型。通过对决策理性逻辑演进的脉络分析,刻画公共决策从非理性到单一理性再到复合理性的范式嬗变路径。研究认为,复合理性是公共决策理性标准的前瞻性演进方向,其决策合理性证成建立在决策环境全景认知、主体包容认知以及目标综合认知基础上,对决策者的认知思维、资源和方法手段提出更高要求以统摄公共价值和事实证据之间的张力与合力。面向数智化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改善了决策认知条件,为生成复合理性公共决策所需的新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提供了可能性。     

从决策体制入手推进政府改革

优化政府效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行政决策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基础 ,因而也就成为保证政府效能的关键所在。从决策体制入手除旧布新 ,可以带动政府改革乃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全局。本文阐述了以决策体制改革作为政府改革突破口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背景 ,提出了决策体制改革的多层次目标 ,并对如何推进决策体制改革的现实进程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统一——兼论政策科学的学科理念

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策科学的学科理念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基本取向,干预社会生活,以更好地塑造人类的未来的。由此引发了政策科学以科学化为宗旨和以民主化为宗旨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路径。寻找二者的交汇点,是实践政策科学学科理念的关键,也是把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途径。坚持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把科学尺度、社会尺度和价值尺度有机结合起来,探寻两条研究路径的交汇点,是把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统一起来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利害相关者参与公共决策:类型、过程与实现途径

吸纳何种主体参与公共决策是政府决策者面对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难题。那些因政策而"受益"或"牺牲"的利害相关者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参与者。由于利害关系的不同,现实政策领域中存在无明显利害相关者、单一利害相关者、力量不均等多元利害相关者以及力量均等多元利害相关者等多种类型。利害相关者在政策议程设置、方案选择、实施与评估阶段应当扮演不同的参与角色。鉴于吸纳利害相关者参与决策的重要性,政府部门需要从理念转变、制度建设与社会培育三个方面促进利害相关者参与的有效实现。     

论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科学境域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知识体系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给予“科学”描述,为行政决策的一般模式建构提供了参照图景。面向古典决策理论,它具备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某些特质,确实也执守着工具性理论形态的逻辑进路：在坚持科学理性建构逻辑的同时,呈现“区隔”价值理性的某些倾向。这使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困囿于“自我”反思能力弱化、决策实践主体理性能力抑制以及行政决策本质厘定失位等发展境遇。因此,基于复杂性或不确定性的行政环境维度,思考并探索契合行政实践的决策理论发展途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行政决策理论体系重构具有重要的学术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恋爱决策的影响因素

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依恋，决策角色和框架描述对恋爱决策的影响，了解他们的情感动态为他们恋爱决策提供指导。以问卷法和实验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决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决策角色和框架描述存在交互作用；依恋影响被试的恋爱决策；恋爱状态影响被试的恋爱决策倾向，未恋爱者比恋爱者在恋爱决策时更积极主动；在恋爱决策中存在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积极主动和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