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至清前期“子学”比附“西学”的境遇和意义

利用传统学术资源，与西学知识进行“比附”，论证“中西相通”或“西学中源”，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思想界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以先秦诸子为核心的“子学”从一开始便充当了“中西比附”的依据和资料来源。士人通过“以子证西”，一方面认识了部分西学知识，维护了对“中学”的自信和坚守，但另一方面也因此阻碍了对西学的学习和利用。     

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

嘉道以后,学者们纷纷从先秦诸子中挖掘材料,论证“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成为当时国人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在“以子证西”的过程中,有人通过论证“西学”与“中学”相通,主张国人应该学习“西学”;有人则认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就不必再去学习“西学”“。以子证西”的论证模式曾经起过“沟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牵强附会而日渐被抛弃,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胜”中西的新道路。     

早期教会学校与晚清西学东渐--以“马礼逊学堂”为个案

西学东来，非自鸦片战争始，以宗教传入为前导的援西入中早在明末清初即已展开。明末以降，“沟通中国与欧洲大陆的除了战争因素以外，媒体主要是探险家和传教士，其中又以传教士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他们不仅仅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力量，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和使者。     

兼容中西,融会贯通--沈家本的法律价值观

沈家本的法律价值观和价值追求,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体现在他改革封建法制采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这是革新法制的价值基础,"兼容中西,融会贯通"是他法律价值观的核心,主张"依法治国"是他革新法制的最高价值目标。     

从历史上三次文化交流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大的文化交流和融合至少发生过三次,第一次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四周蛮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的交流,融合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结果是汉代新儒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第二次开始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其结果是宋明理学的形成,传统文化再一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第三次开始于清代后期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东传,融合还未结束,争论还没有结果,但从中西文化比较中,可以看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在观念文化层面.因此,要想成功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应该将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嫁接到中华传统的观念文化之上,构筑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体系.     

“绿党”源于中国说

自清初康熙皇帝断言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康熙政要》卷十八)后,几百年来“西学源于中学”说便一直薪传不绝,近代以来,更是蔚为大观。有趣的是,近代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却居然都宣扬“西学源于中学”,以为自己的主张服务。公认的早期改革者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申明:“诸夷晚出,何尝不窃我绪余”。洋务首领、俗称“鬼子六”的恭亲王奕诉,则以此说反驳顽固派的责难:“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陈炽甚至大胆断定当秦汉中国大乱之际“必有     

论唐君毅的中西文化观

唐君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为己任,尤其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他关于中西文化之差异、中西文化比较之价值标准以及中西文化之发展前途等内容的论述,对于我们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妥善地解决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冲突与融合等方面的矛盾,构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

甲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相融,大致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以乙化甲,二是甲乙并尊或并斥,三是以甲化乙.具体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三大格式:以西化中,援中入西;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以中化西,援西入中.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所谓"化西",就是"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所谓"全盘化西",就是"全方位地吃掉"西学,"全方位地消化"西学.我们祖先在五千年的长史中,已经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格式系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格式系统"去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最终把"西方哲学"变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产出"新中国哲学",就象我们曾经拿这个"格式系统"吃掉佛学、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一样.中国当代学人,要拿出"禅师"的勇气与气魄来.我们曾经用八个世纪的时间"全盘化佛",明末以降中西哲学之较量,已历四个世纪,再用四百年,我们还是有机会用中华"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中西并流?——郎世宁的立体丹青与吴冠中的写意油彩的比较及思考

中西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影响了中西两种从根本上差异明显的文化体系的相互接受与整合,而其中艺术家的自身艺术构架产生了变化,是中西文化冲突整合之后的状态。但是究竟如何对待本体文化和外来文化,何为"体"何为"用"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绘画中,"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是两种在完全迥异的哲学理念渗透下的艺术表现手法。而在众多艺术家中,郎世宁与吴冠中的绘画突出显示了中西文化艺术的碰撞与融合。     

试论毛泽东文化观的核心特色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和极富个人魅力的人民领袖,他有着极为深厚的中西文化知识和广采博收、兼容并包的博大情怀,他为建立人类优秀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做出了任何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和勤奋不倦的治学生涯中,毛泽东的文化观形成了诸多方面的特色,但其中对待我国古代文化采取“古为今用”、对待外国文化采取“洋为中用”的方针,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优秀遗产,并     

"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初学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极大拓宽了他们的科学视野,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天朝情结"和"以夏变夷"观念误导下,清初学者由"会通"滑入"索源",提出了"西学中源"说,把"中西会通"转向乾嘉时期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国学研究的跨文化理念与方法

国学与国学研究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国学虽是近代产生的概念,但其内涵却可以涵盖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它主要属于价值层面,是"德性的学问"。国学研究才是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它将国学视为研究对象,主要属于知识层面,是"文献的学问"。国学研究应该暂时搁置价值争端,提倡一种"学无中西"的跨文化理念与方法,以便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国学。     

文化视角下的“U”型理论

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创造着人自身,文化与人是一种统一辩证的关系,文化创造了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改变着人,同时,人又是通过文化创造而实现自身的存在。本文通过对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的理论即U型理论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元素的分析,对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阐述并做出了简单思考。     

为"医患矛盾"开处方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被称为“医患矛盾”，医疗体制虽然不断进步完善，但医患矛盾却呈现上升的趋势。本文从医疗单位、医务人员本身和患者三个方面详细地分析了“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根据现存的问题对“医患矛盾”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为“医患矛盾”的化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路径。     

严复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贡献和启示

严复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开创了教育救国的道路,最早制定了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在文化上他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主张从体用一致上全面学习西方的长处,达到救国图强的目的。严复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在艰难条件下对维护北大生存和开创学科改革有过重大贡献。严复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品格,对我国当代教育也有诸多启发。     

苏联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下)

二、西方马克思学:启迪作用与重大缺憾"广义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有两种形态。一是比较侧重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重大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二是比较侧重于文本考证、文献研究的西方马克思学,可以称为狭义的西方马克思学。二者虽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有所不同,但二者在解读模式上却基本一致,多半都采取"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按照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     

Civilization as a political disposi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outlines a number of chang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following the momentous events of 1989: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identitarian poli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tions of race into culture. It indicates origins for this drift in ideas to be found in the heritage of anti-Enlightenment polemics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romanticism, in Europe as well as globall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t then concentrates on the theme of civilization, and of the use of this ter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纳兰性德的影响

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由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所含西学知识窥见一斑。《通志堂集》为清初学者徐乾学于纳兰逝后所编,其中有若干内容涉及西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科技制作、医药学、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纳兰西学知识的来源,其中对自鸣钟的了解,来自于直接接触实物,其他则主要依赖阅读与传闻。纳兰直接阅读过的西学书籍至少有《七克》和《西儒耳目资》,很可能还包括《泰西水法》,但他未必通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纳兰对西方实用的科技制作以及天文历法持赞叹与肯定态度,而对天主教为传播教义攻击佛道的做法则有所不满。纳兰的西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于清初在东方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西学东渐”的态度在清初一般士人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