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嬗变特征与演进逻辑——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建构和强化环境问责制度以落实政府环境保护责任,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解决环境污染痼疾的重要举措。环境问责政策文本是观察政府环境问责运作实践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前学界鲜见运用文本分析法系统梳理中国环境问责制度演变脉络的成果。对环境问责政策的文本分析,可以在"行政问责—法律问责—社会问责"的三维分类框架下,结合问责对象、问责原则、问责情形、问责程序和问责结果的问责要素视角,运用ROST Content Mining 6.0软件进行。分析表明,2000—2017年期间,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由偏态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由突发问责向常态问责转变,但总体呈现较为明显的短期应急效应;从软性问责向刚性问责转变,但仍然存在环境机会主义的可能空间。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现代政府制度的主要特征和路径选择

现代政府制度,就是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要求,以市场经济和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发展民生和社会和谐为取向,建构的公权民授、越权必纠、运作透明、问责清晰、高效清廉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政府制度浓缩了自由、民主、平等、竞争、人权等现代性元素,适应并支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基本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力界限明晰化、权力界限明晰化、功能取向社会化、政府行为民主化和权力运行规范化。构建现代政府制度的可行性路径为:完善授权机制,型塑民选政府;强化法律规范,型塑法治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型塑有限政府;精简行政机构,型塑高效政府;推进权力公开,型塑清廉政府。     

现代政府制度的主要特征和路径选择

现代政府制度,就是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要求,以市场经济和法律规范为基础,以发展民生和社会和谐为取向,建构的公权民授、越权必纠、运作透明、问责清晰、高效清廉的政府体制模式.这种政府制度浓缩了自由、民主、平等、竞争、人权等现代性元素,适应并支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基本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权力界限明晰化、权力界限明晰化、功能取向社会化、政府行为民主化和权力运行规范化.构建现代政府制度的可行性路径为:完善授权机制,型塑民选政府;强化法律规范,型塑法治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型塑有限政府;精简行政机构,型塑高效政府;推进权力公开,型塑清廉政府.     

网络草根问责行为的异化、根源及矫正对策

基于网络平台的草根问责是传统问责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嬗变,网络自由、平等、开放的特质以及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使得网络问责的主客体、内容、途径、程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现状看,个人自由的滥用是引发网络偏激问责、迫害性问责及网络"多数人暴政"等问责行为异化的主要根源,呈现出非理性、无序化及失控化等心理表征及行为趋势。要从根本上有效地规范和矫正网上问责行为的异化,一方面,必须强化公民教育,持续提升公民的网络素养和理性问责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营造自由、宽松的政治参与文化环境,完善"线上回应,线下行动"的有效对接工作机制,不断加强"平台"建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和因应,扎实推进公民网络问责的良性发展。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美国行政机关内部问责的评估机制

本文通过对美国行政机关内部问责和绩效、领导力评估从设计理念到运作实施的梳理与解析,探讨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下的行政机构内部问责和评估体系建设对政府系统督查工作的借鉴和启示:提出了进一步规范完善督查制度,引入公众参与督查,适当扩展督查工作所关注的内容,适时开展偏重执行力的类似最佳工作场所排名等加强和改进政府督查工作的设想。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国外社会问责研究综述:影响因素的考察

社会问责是由公民参与建立起来的问责机制,但是如何推动公民或公民组织更好地发起各项问责行动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问责理论的相关研究看到,社会问责影响因素为四个方面:一是正式机制层面,包括政治与立法、社会问责制度水平、分权与集权程度;二是非正式机制,包括政治文化和政治环境,公民社会的能力和政府能力,透明度、信息和媒体,公共部门的回应;三是技术层面,包括技术工具的设计和选取,技术工具的运用能力;四是其他非传统的因素。从笔者收集的文献来看,对于影响社会问责的关键因素的讨论非常多,主要关注的是民主制度、环境因素的作用,信息透明度和社会问责的关系,公民和政府的共同作用,等等。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问责型治理及其生长空间

问责型治理生成的根源包括三个方面:治理的内在属性、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世界的发展经验。根据参与治理的主体,问责型治理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的类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问责型治理,社会力量主导—政府参与的问责型治理,政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问责型治理。问责型治理的生长空间由问责型治理生长的动力与阻力之间的对比决定。当前,中国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包括党纪党规制裁更严、体制机制配套渐好,民众维权意识日增;问责型治理的阻力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仍然乏力,对责任的担当仍然不够,对治理的践行仍然模糊。为了推进问责型治理的成长,应该从进一步培养问责型治理成长的动力和遏制问责型治理的阻力来着手,具体来说,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培育问责的文化氛围、加大问责的执行力度、完善问责的配套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适应性探析

所谓非营利组织问责是指对非营利组织及其组织成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但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非营利组织问责面临重重困境:我国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界定的模糊;法律法规不健全及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问责的推行缺乏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我治理能力不强.要使非营利组织问责得以推行,一方面,需要有效地界定非营利组织的公共责任,加强自我治理,以促进自我问责;另一方面,需要一个较健全的外部环境,即把以法问责和以德问责结合起来的良好社会生态环境.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论析

我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定位于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绩效化.科学的责任设计、问责标准和问责方法构成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人民主权原则、多数原则和平等原则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民主化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法治化重在实现问责法制统一化、责任划分法制化和责任追究程序化;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绩效化重在实现问责运行和问责方式绩效化.     

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模型建构

绩效评估可以看作是问责政府的一种工具。那么,在上级问责作为主要问责形式的行政体制下,公民问责能否成为上级问责的有益补充,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未来走向可能是什么?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首先对行政问责的两种类型——上级问责和公民问责——的协同和冲突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从公民是否参与政府绩效目标的制定和绩效结果的评价两个维度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类型、未来发展走向和限制性条件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为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体系,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问责依据和机制的缺乏,问责法律体系的不完善,都使行政问责在实践中的发展受到阻碍.只有转变观念,增强责任意识,同时明确相关制度,构建问责环境,并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才能有利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发展.     

论"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和规范,引导"网络公民问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制的创新

当代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制的安排包括政治问责体制和法律同责体制.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的问责体制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就是当前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制创新的动因.据此,应着力进行政府公共信息服务问责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大同贲的力度;健全政府绩效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