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的身份利益群体研究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正在由事项利益群体转向身份利益群体。身份意识在结构上可细分为身份认同意识、身份利益意识、身份排斥意识和身份抗争意识,它们会对身份利益群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冲突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管理身份利益型冲突的目标、原则、策略和方式有别于事项利益型冲突,其管理目标应当定位于利益相关的各种身份群体间关系,促进各身份群体间的利益平衡;政府的角色应当居于中立地位,不偏不倚;管理机制和策略是设计公平和公开的身份群体间协商程序,并使协商过程和解决方案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以便形成能够在各身份群体间达致广泛共识的冲突解决方案。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社会冲突视角下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行为演变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社会冲突问题,结合冲突演变的规律,环境群体性事件过程可以分为冲突酝酿、冲突凸显、冲突升级以及冲突消减阶段。冲突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是促成集体抗争的根源;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可利用的多元化社会资源为集体抗争创造了条件,而体制内渠道无效则推动着集体抗争成为可能。所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路径应当以解决社会冲突为核心,加强各种机制建设,消除冲突根源。     

社会分层视野下的政治认同——基于三种群体利益实现的视角

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得到较好的调整,政府与执政党积累了较好的政治认同基础.现阶段,社会利益分化加剧、阶层分化明显,不同的阶层、同一阶层内部不同的群体因为利益实现的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认知和评价.基于利益分化与获得,可将我国人民分为既得利益阶层、中间阶层和弱势利益阶层.既得利益阶层中既有基于信仰形成的价值认同,也有基于利益获得与维护形成的"赞同"却"不认同"的政治态度;中间阶层其政治情感表现在认同中有挣扎、在肯定中有迷茫、在否定中有期待,还有一小部分中间阶层政治情感走向极端;弱势利益群体因为社会支持不够、参政能力和参政渠道有限等问题,其政治认同总体走低.     

夯实法治的社会根基——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解读

从利益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群体性事件,确立起对利益多元化的正确认识,尊重利益主体的主体地位,认真对待利益主体的权利诉求,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论公共权威认同的机理--一种透视权威现象的新视角

公共权威是意志的施加者与服从者的有机统一,失去公众的认同和服从,公共权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甚至会出现权威危机。公众认同是公共权威存在的必要条件,以权威客体为视角,对公共权威问题进行分析非常重要。权威认同理论要求权威主体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以促使权威客体能主动认同并服从其权威。影响公共权威认同的因素很多,但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和合时性因素最为重要。因此,权威主体必须为获得公共权威付出艰苦努力,并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努力实现权威认同模式上的转变。     

价值观视角下的政治认同

价值观与政治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价值观是影响政治认同达成的深层次基础,为政治认同提供精神支持。从现实实践来看,价值观冲突使主导价值观地位被削弱,诱发价值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易导致政治认同问题出现。为此,要以政治认同为诉求培育核心价值观,坚持利益调节、制度建设以及榜样文化为指引作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逻辑向路。     

公民维权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中国正面临着激烈的社会冲突，这是不应回避的问题。如果不能正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特别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压抑、排斥他们的利益诉求，将引发激烈的群体性事件，甚至可能威胁到国家、社会的安全。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带有显著的时代性特征——以利益诉求为基础,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方式,联合具有相同或相似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形成利益或情感共同体,展开大规模的集群活动,借此表达心中的诉求,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社会心理学为视角,运用国内外的相关理论,以我国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事件为例,针对我国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心理动因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与建议,有助于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增进社会认同创新社会管理

增进社会认同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今社会认同存在缺失的危机,从社会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当下社会认同缺失的原因,比如,阶层分割、利益分化、认识分歧、行为分野,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增进社会认同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思考,包括尊重认同主体的多元性、彰显认同内容的历史传承性、引领认同方式的多样性等等.     

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协商民主的分析视角

社会转型时期以利益矛盾为主的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频发暴露出公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通和公共政策的局部失衡,也反映出政府在利益协调、协商治理方面能力的不足。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公共参与缺失造成的制度供给不足、应得权利失衡和权力缺少有效监督。从协商民主的视角看,扩大公共参与和实现协商治理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适宜选择。     

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伦理反思

围观群众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从一定层面上看可以缓解和释放社会转型时期结构性张力给社会个体带来的压力。但必须要认识到,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反映了社会普遍性信任危机、不同阶层之间的道德冲突及相关的社会公德失范。从道德危机生成的角度看,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带来的价值冲突、围观者道德理性的迷失以及基层政府政治伦理的缺失造成的。围观者参与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消解机制包括:着力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伦理、围观者的责任伦理、基层政府的执政伦理和制度规范的他律伦理。     

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与行政当局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一种典型的集群行为。2004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可看作群体性事件的里程碑：原本普通的民事或治安纠纷，行政执法人员一介入处理，冲突矛头立刻转向行政当局，众多与诱发事件无关的旁观者卷入冲突；提出宽泛而模糊的政治诉求。这些新特征表明，群众普遍积蓄着不满情绪。在整个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今天，这种社会不满情绪只能用相对剥夺来解释。相对剥夺指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满意是其反面，即与参照群体相比，个体对自身所处的有利地位的一种感知。相对剥夺一满意则整合了上述两个概念。本研究通过模拟实验模拟群体性事件中的冲突矛头转向，考察相对剥夺与相对满意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招募大学在校男生60名。研究发现：相对剥夺的个体比相对满意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集群行为；群体相对剥夺一满意部分中介了个体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集群认同对相对剥夺一满意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协调机制探究

当今中国主要的社会冲突是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引发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为此,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即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利益统筹机制和弱势群体保障机制。     

研究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的七个发现

1、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调查表明,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而越是将自己认同为最下层阶层的人,就越是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尤其是那些主观上把自己归结为社会最低层的人员,更容易出现极端行为。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的发现说明,在中国目前新的发展阶段,发生社会冲突的诱因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能并不来源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是来源于与参照群体比较中认同阶层比较低的人群。在我们的分析中,人们对贫富之间冲突程度…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制度何以自信?——基于制度认同维度的分析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一制度自信蕴含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中,内在地包含了历史选择的认同、利益认同、价值认同和国际认同的维度。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制度探索过程中自觉选择并实现认同的结果,这是制度认同坚实的历史根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的辉煌成就和显著绩效,奠定了制度认同的利益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蕴含了制度认同的价值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比较优势及获得的高度肯定,彰显了制度认同的国际维度。从制度认同视角分析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次变化

作为观察社会矛盾变迁的窗口,群体性事件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矛盾的变迁。"无直接利益冲突"这类新型群体性事件的有增无减,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变迁: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出社会利益关系的"断裂化";冲突手段暴力化反映出中国社会局部矛盾对抗性增强;矛盾生成复杂化反映出制度内利益渠道表达的迟钝化和绩效的有限性;事件现场演变的特点具有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