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一方面是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实践基础。为了从客观方面阐说主题，需要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实践基础——“中国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典设计及实践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对社会主义已做出原典设计;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进行了公式化的概括总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过宝贵的探索性贡献,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和概括既有对原典设计的借鉴,体现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思想理论界必须认清的两个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问题。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立具有中国特色新理论的过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中国化与大众化互为前提、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各有侧重，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展现真理的光芒，就必须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对实践的指导，就必须大众化。     

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被人们做了复杂性理解,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人学"等种种类型的理解。虽然这些理解都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把握,但是这些理解之间的冲突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自身所存在的理解困境也没有被清除掉,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根据马克思文本思想,我们在比较中感觉到"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指称,更贴近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实际。问题在于,时下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仍有理解间距,这根源于人们关于"实践"以及实践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的解读未能回归马克思的文本思想,未能确立实践的优先地位、根基性和全局化意义。与其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     

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本质内涵和真精神

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被人们做了复杂性理解,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人学"等种种类型的理解。虽然这些理解都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把握,但是这些理解之间的冲突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们自身所存在的理解困境也没有被清除掉,这就削弱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可靠性。根据马克思文本思想,我们在比较中感觉到"实践唯物主义"理解优越于其他类型的指称,更贴近马克思文本思想的实际。问题在于,时下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仍有理解间距,这根源于人们关于"实践"以及实践与历史、辩证法的关系的解读未能回归马克思的文本思想,未能确立实践的优先地位、根基性和全局化意义。与其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归结为实践唯物主义。     

关于认识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几个问题

如果要更加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及其历史性飞跃,就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来全景式地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方面,通过"理论创新"来科学地"解释世界",进而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创新"来成功地"改变世界",进而实现实践层面的突破与创新。正是这双重维度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基本依据。     

基于实践主题视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准确把握实践主题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应努力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历史规律,在实践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改善民生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系研究

解释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其基本的问题是读者与文本关系问题。近代解释学把解释学当作一种纯粹的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并且认为文本与读者之间是一种认识关系。由此,不少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大众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关系也是一种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从哲学解释学观点来看,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必然受到其处境、视域的影响。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民生状况制约了大众的视域和处境,同时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状况。     

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辉煌历程。以往,人们主要是将毛泽东实践概念放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体系中加以理解与阐释。严格说来,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确立有其自身独立的重要意义,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随着中国化的实践概念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正式问世与确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坚实的发展基石。中国化的毛泽东实践概念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历史进程提供了认识论保证,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推进中持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

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之后，又提出“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是两个相关的提法．它们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运动，而且也展示了把实践经验加以提高化成新的理论的运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提法的实质是要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善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总结，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泛化理解，要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实践。     

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传的四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合传》评析

梁赞诺夫为马克思传记的研究与出版做出了四大贡献:第一,首倡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第二,最早将马克思传记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梅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历史争论;第三,MEGA1的编辑出版为马克思传奠定坚实可靠的文献基础;第四,《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注重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思想、革命的世界历史背景介绍,是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平思想的极好入门书。     

Marx and Engels’s theory of history: making sense of the race factor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s theory of history contained racist components. In Marx and Engels’s understanding, racial disparities emer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hared natur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hardening into heredity and of the mixing of blood. They racialized skin-colour groups, ethnicities, nations and social classes, while endowing them with innate superior and inferior character traits. They regarded race as part of humanity’s natural conditions, upon which the production system rested. ‘Races’ endowed with superior qualities woul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vity, while the less endowed ones would hold humanity back. Marxist race thinking reflected common Lamarckian and Romantic-Nationalist assumptions of the era.     

Marx and Engels's Electoral Strategy: The Alleged versus the Real

In a recently published collection of interviews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schola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World War II,” Adam Przeworski revealed that his writings from the 1980s on Social Democracy served a political end, that is, to defend it from critics such as Lenin, Trotsky, Lukacs, and Luxemburg. His co-authored book,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1986), still a classic in the sub-field, claims that none other than Frederick Engels sanctioned Social Democracy's quintessential stance, the peaceful or parliamentary road to socialism. A close reading of Paper Stones reveals, however, that it misrepresents—sometimes in quite blatant fashion—the views of not only Engels but Marx as well. This involves the omission of contradictory evidence from many places in the Marx–Engels corpus, the same text, the same page or even the next sentence. Przeworski's reinvention of Marx and Engels duplicates what Edward Bernstein did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in his quest to revise their views. Paper Stones excludes evidence that challenges its central finding that the reformist outcome for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was inevitable—a claim, therefore, that can only remain hypothetical.     

Marx after Kornai

Janos Kornai chose to become an economist after reading Karl Marx’s Das Kapital. Kornai’s relation with Marx is not merely political, but also professional. Kornai “broke with Marxism” in 1956, b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Marx’s thoughts were not severed then. Kornai’s post-1956 works can be examined in the light of Marx’s ideas, dealing particularly with equity, freedo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Some of Marx’s own theses can be enriched interestingly by taking note of Kornai’s later writings.

     

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历史语境与百年论争

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对这位共同合作40年的挚友思想的权威解释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他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逻辑彰显了科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其中呈现的思维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这种思路后来遭到多种质疑,澄清这个问题,需要理解围绕晚年恩格斯展开的百年论争的实质,在历史语境中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进而在当代视域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广博性和大众化特征。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应有之义。     

丹尼尔·贝尔对马克思的三重误读

基于所处时代哲学任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其理论时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而鲜有对文化领域的观照。而马克思逝世后,科技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工人运动的走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发展以及现代性危机的涌现,似乎与马克思理论的阐述都有所不同。如此种种,引发了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文化观、社会发展理论的误读,以及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误判,出现了经济决定论、唯物史观过时论等论调。其中,丹尼尔·贝尔则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他以“意识形态终结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等大观念为基础,构建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却无不映现其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观念论的错误。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观和现代性问题三个层面对贝尔的误读进行梳理和回应,可澄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论米歇尔·亨利的生命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米歇尔·亨利第一次将他的生命现象学运用于马克思关于“社会现实”的分析。亨利关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现象学最基本的原则“回到事物自身”被亨利解读为“回到个体现实性生命”,所有社会中显示的关系必须还原到个体生命。“社会总体性”还原到纯粹的“个体主体性”是理解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有力工具。“彻底的主体性”概念是亨利新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马克思的“现实性”应该被理解为个体的主体实践。马克思看到了实践的原初本质:实践恰恰是一种努力的主观体验,简言之即劳动。马克思以“谱系学”开始进行社会批判,这是一种对各种社会结构下的主观现实性的描述方法。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就是"两个决不会"原理。通过对"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形成以及"两个决不会"原理的深化和发展三个方面系统地历史考察和分析,论述了这个原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浅谈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化和异化是个经常的话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物化和异化理论并据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手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秉承马克思的衣钵,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下简称《意识》)中再次对物化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但他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还是有着较大差别的,拟从两人对物化概念的理解、对物化产生根源的论证等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浅析。     

论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的“群众路线”内核

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法律监督思想中,贯穿始终的"群众路线"内核,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法律监督思想"人民性"的继承和超越,这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法律监督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