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情迹"审讯方法研究

产生于宋代的“情迹”审讯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司法制度的日臻完善、案件审理程序的严密及司法办案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情迹”审讯法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它在当时及后世的侦审办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现代侦查讯问应当汲取其精华,实现古为今用。     

对刑事技术人员专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

刑事科学技术作为公安科技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始终坚持刑事技术服务于侦查破案和公安其他业务工作,毫不动摇地加强刑事技术建设,特别是基层刑事技术人才建设,是公安侦查部门落实“科技强侦”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侦查部门破案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的刑事技术总体水平偏低,特别是基层刑事技术工作与刑事侦查工作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已经严重制约了侦查破案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公安机关在侦查破案中的攻坚克难能力,如何尽快提高我国的刑事技术水平已经成为“科技强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下刑事错案防范探析——以刑事侦查为视角

刑事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至关重要的一环,但我国现行的侦查活动存在种种漏洞,不仅影响着其作用的发挥,而且是生成刑事错案的重要根源。针对侦查阶段错案生成的证据学原因,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有必要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语境中对侦查机关的错案防范加以完善。     

论口供的审查与规制——以错案预防为视角

刑事错案的发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一些错案仅凭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就轻易定案,导致非法取供及“重庭前供述、轻庭审翻供”现象时有发生,证据相互印证规则僵化。为减少错案发生,可从口供的获取与审查方面予以规制,强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构建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内外合力监督取供行为。同时,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助力法官全面审查庭审翻供行为,细化证据印证规则,以便更好地实现庭审实质化,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刑事侦查权问题研究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公权力，它的立法及适用完善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刑事法治要求建立“充分但有限，规范而高效”现代侦查权，然而我国的侦查权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刑事侦查权的重塑应在厘清诸如侦查权的定义、侦查权的特征等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强化侦查法治主义理念，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并构建侦查权的制衡机制。     

论刑事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

刑事证据是公安司法机关进行立案、侦查、起诉和审理以及定罪、判刑的依据，是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重要手段。在办案过程中如何把握每一种证据的证明力，如何对各种证据进行收集和审查以及应用，是整个办案活动的核心问题。     

风险社会中刑事司法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发展也促进了犯罪形势的变化,刑法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作了一定改变。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刑事司法程序也应作出相应变化。“9·11”事件对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理念冲击很大,刑事程序中科技证据的运用和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应引起一定的关注。     

关于侦查讯问中强化证据意识的几个问题

侦审合并以来,有些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由于证据意识不强,所收集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达不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因而造成办案质量差,影响了“稳、准、狠”地对犯罪的打击。本文就该问题的表现、危害性、成因以及在侦查讯问中如何牢固树立证据意识谈几点看法。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论辨认中的见证人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辨认经过和结果需要见证人见证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事实并非如此。依托刑事证据学的基本理论，考察国外有关辨认的法律规定，从确保侦查实践中搜集证据的真实、合法的具体使用方法等方面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辨认结果不需要见证人亦可作为证据使用。     

侦查讯问之制度性问题研究

近年来,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诸多的理论研究显示出各界对侦查讯问工作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以侦查讯问工作的制度性问题为切入点,考察了刑事诉讼对侦查讯问的价值定位,以及现行的诉讼证明模式和侦查政策等制度性问题对侦查讯问工作带来的实质性影响,并从这些制度性问题的内在基础出发,阐述了侦查讯问制度改革应当注意的诸多问题。     

从侦审一体化困境看我国侦诉关系的重塑

侦审一体化机制是我国公安机关进行刑侦体制改革以来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从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 ,这项举措由于仅仅立足于公安机关自身工作方式的调整 ,立足于为提高自身部门效率为主的利益倾向 ,而没有融入到刑事诉讼整体改革的视野中去 ,改革并没有完全贯彻侦审一体化原则的主张 ,并有疏离侦诉关系之嫌 ,其合理性值得探讨。侦审一体化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的虚置困境 ,昭示出我国侦查制度的改革必须要遵循相应的诉讼规律 ,密切侦诉关系必须成为未来我国侦查制度改革的重点 ,并且这种改革并非仅仅是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自身内部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 ,而应该上升到国家诉讼体制改革的高度 ,由相应的部门协调一致 ,通过立法予以确定 ,成为具有法定效力的制度     

浅议刑警语言与问讯艺术

刑警语言是侦查人员用以与犯罪嫌疑人及其他人员交往、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并受刑侦工作制约的专门语言。重视对刑警访谈能力和讯问艺术的训练，强化刑警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刑警执法水平和办案技能的当务之急，是新时期刑警专业素质建设的重要课题，是提升刑警队伍侦查破案水平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是解决“说不过，追不上，打不赢”问题的迫切需要。     

论刑法的有限性

所谓刑法的有限性,是指刑法的调控范围以及刑罚手段的运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的。具体而言,刑法的有限性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刑法触角的有限性,二是刑罚发动的有限性。所谓刑法触角的有限性,又称刑法调控范围的有限制性,是指刑法调控的对象必须是在行为人意识支配下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刑罚发动的有限制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条件上:第一,刑罚发动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有刑事案件的发生;第二,刑罚发动的实体法条件是刑法的规定性,该条件通常需要通过"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犯罪构成要件的限制"两个方面来实现;第三,刑罚发动的程序性条件是指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自由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论刑事错案与口供证据规则

刑事错案范围的界定必须考虑到对被判刑人的权利保障,因此无罪错判有罪和轻罪错判重罪的案件才属于应当纠正的错案。错案的发生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密切相关,导致刑讯逼供的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形成的口供中心主义的证明机制。对待口供证据应持理性态度,不应抛弃口供证据,但应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限制口供的运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口供任意性规则、口供排除规则以及口供补强规则,可以规范口供证据的使用。     

侦查理论研究的两种新视角

从侦查基本理论范畴所具有的意义出发,“纯粹侦查学”和“刑事司法系统”为两种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区分事实和法律两个范畴,“纯粹侦查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侦查主要解决事实问题,“刑事司法系统”的研究视角对侦查的功能进行了新的界说。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侦查目的观将设计构建出不同特色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侦查 程序制度应当是具有我国特色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程序设计。对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 应当是建立在明示我国侦查目的观的基础之上,遵循我国法制建设的一般原则,全面考究我国的法律体系、 国情现状以及现行刑事侦查程序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具有可实现性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