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

随着金融危机的结束,大批农民工再次涌入城市,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农民工群体不断壮大,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的生活、工作条件却极为艰苦。应当通过广泛的社会保障解决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性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介于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的社会特殊群体"农民工"能否融入到其所服务的城市中去,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热点。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心城市之一的哈尔滨,制造业农民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通过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对哈尔滨市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制造业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特点和制约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生活条件差、就业服务缺失、社会保障程度低、归属感不明确和自卑心理过重。促进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思路和对策在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和发展继续教育。     

城市农民工的边缘地位

和城市常住居民相比 ,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居于弱势 ,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与新生的另一类弱势群体下岗职工不同 ,造成城市农民工边缘的起因包括户籍管理方面的暂住证制度、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 ,也包括资源配置传统规则的惰性和农民工群体自身素质等非制度性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 ,如果这些因素变化不大 ,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边缘状况将难以改变。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文献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由农民工群体中分化出来的群体。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该群体的学术研究也趋向多样化和专业化。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该群体融入城市的现状、制约因素以及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的描述,对近年来相关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梳理,从而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推进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理论的分析和调研思考

从城乡二元结构、再社会化、内局群体与外局群体、资本、污名化与标签、亚文化群体、底层精英等理论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工社会融入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思路。调查显示,现实中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面临着收入低、交往面窄、对打工地居民和政府的认可度不是很高、对城市归属感不强等问题。要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成为可能,就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消除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的偏见与歧视,加强制度建设。     

非城非乡的农民工闲暇生活——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结构也在不断重组、分化。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除了打工赚钱之外,其日常闲暇生活也应该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闲暇生活的阐述了解到农民工消费生活向城市看齐,互动生活多为群体内交往,闲暇方式具有封闭性、低发展性和时代性特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既未融入城市,也不同于农村,处于非城非乡的第三种状态。     

农民工媒介形象嬗变:从“边缘人”到“新市民”

运用再现理论对《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羊城晚报》的历史研究发现,媒体建构的农民工群体正在蜕去早期的形象,经历着从都市"边缘人"到成长中的"新市民"的时代嬗变。这对于正确认识真实的农民工群体,正确认识城市化过程中的客观表象及背后的社会心理变迁,揭示大众传媒助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兴庞大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在众多方面与城市生活存在巨大分歧,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过程遇到一系列障碍。如何推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模式选择及其原因探析

农民工在面对与传统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迥异的“城市性”时,选择的适应模式大致有两种——“融入式”的适应和“在城市中重建乡村社会”的适应,后者是目前农民工城市适应模式的主要选择。本文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城市排斥力两方面展开分析,探讨导致该群体选择“重建乡村社会"这一独特城市适应模式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困境问题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群体,作为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性群体,他们融入城市的意识与其父辈农民工相比是非常强烈的。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新生代农民工必然会实现市民化,但目前在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仍存在着一些困境。     

“80后”农民工人力资赫口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正逐渐代替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成为农村流动人口的主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具有年龄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城市生活有更强烈的憧憬和向往等特点。本文将从实证角度进行“80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     

社会结构、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

本文运用2010年的CGSS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在社会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体验最为强烈的群体;但在个人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别。在社会结构方面,其受雇佣的地位使其收入不公平感显著增强,而他们当中的高收入(相对高收入)者则体验了更多的不平等,从而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层面的不公平感。社会比较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公平感的影响反映的是其参照群体的选择,他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重隧道中,这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沉默的群体,但其中的一部分高收入者在追求平等享有城市资源和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更为强烈的不公平感。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状况、特点及问题——基于云南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农民工群体。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需求甚至人生态度等,与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进步。但也突出存在高技能人才比例偏低,收入普遍偏低,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参保率低,生活满意度低于工作满意度,融入城市困难等诸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应从制度、机制等方面入手解决。     

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与城市融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青年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及在具体的城市生活过程中所依赖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指出了青年农民工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网及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特点,并分析了二者与青年农民工群体能否实现城市融入间的关系。     

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从农村涌入了城市,承担着建设城市的重要的基础工作,为城市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本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由于我国传统观念和城乡社会二元的制度结构等原因,他们虽然身在城市,然而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城市中去,成为城市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本文立足于分析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融入障碍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议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职业融入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活跃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却难以实现从"民工"到"产业工人"城市职业融入的特殊群体。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更多实现职业融入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但仍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的困扰。只有构建一个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突破重围的多元支撑体系,依靠政府引导、与企业的互动、主体自身的努力、工会的积极协调、社会的充分包容等五种合力的共同作用,才能不断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职业融入。     

在“扎根”与“归根”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研究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难以城市"扎根"和为何难以回乡"归根",解析后认为:因城乡二元结构等各种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以及城市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的陌生性,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根";然而,又因乡村生活、交往方式与乡土生活、运作逻辑的区隔,新生代农民工亦难以有效回归乡村,难以在乡村社会顺利"归根"。     

群体污名意识的建构过程——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的质性研究

农民工子女是当前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新生群体,城市的生活使他们建构起对自我群体的意识和群体认同。本研究将从群体过程或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分析农民工子女被歧视感这一群体污名意识形成和建构的过程。     

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对文化方面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身份、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文化服务,又没有被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处在"两不管"的尴尬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地带。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需要政府、用工企业、社会力量和农民工群体的共同努力,但由于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在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     

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面临重构,社会资源和社会阶层正在重新整合,社会矛盾凸显,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困境"地位亟待改善。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惠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积极探索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新途径、新方式,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