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实践多重角色冲突及调适 ——基于角色理论的分析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是以精准扶贫为切入,破局现行的村两委班子乡村治理格局,高效结合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乡村落地实施的重要举措。基于角色理论对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工作中的国家治理代理人、乡村基层治理执行人和理性行为人的多重角色进行分析,发现驻村第一书记在扶贫实践中因多重角色冲突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作为国家治理代理人却难以取信于村民、与村干部权力博弈引发基层治理难题、有限代理权力与无限职责间的冲突等问题。从多重刚性任务的角色目标定位、双重治理角色期望间的矛盾、项目定向任务的急迫性等方面,分析角色冲突背后隐含的原因,可通过多维提升驻村第一书记角色认同,提升基层治理自主性、避免角色冲突,完善权力清单下的角色管理等措施来进行调适。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何以失准?——国家精准扶贫与基层施政伦理

关于国家与农民无法精准互动的问题,既有的技术偏差、组织失灵、政治权变和关系运作理论都未能充分解释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施政伦理概念来透视国家基层治理问题,并解释精准扶贫何以失准。技术失准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扶贫的"帮穷"话语与基层的"帮能""帮亲""帮弱""帮需"等社群伦理产生了分歧与张力,而社群伦理则为基层施政者的"不瞄准"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只有在国家总体话语与基层伦理话语中寻找一个有效的"中介原则",国家基层治理才能处理好施政行为的社会伦理问题,并且能够从施政过程中汲取社会伦理资源,从而再生产国家的合法性资源。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嵌入式扶贫的悖论及反思

随着"第一书记"等驻村干部嵌入贫困村,扶贫模式从过去主要依靠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转向主要依靠驻村干部开展扶贫工作,由此形成了嵌入式扶贫的新模式。作为嵌入型村官,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扮演了监督者、协调者、引导者和协助者四重角色。嵌入式扶贫模式具有临时性扶贫、任期化扶贫和合作式扶贫三个特征。为巩固精准脱贫的成效,驻村干部一直徘徊在嵌入与脱嵌之间,如何在驻村干部退出之前寻找到第一书记的合格接班人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治理法治化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但成败系于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贫困地区的基层治理水平将决定我们能否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而基层的治理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下进行更是决定了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一、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扶贫识别机制不精准。我国传统的扶贫工作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诸如贫困群众详情不够明确,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一方面,在贫困户识别中存在着贫困状况评     

项目入户:农村精准扶贫中项目制运作新趋向

项目入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和项目制的"精准化"新趋势。精准化的项目制要求治理者对治理对象形成一套系统而完整的认识,并在项目入户前就先行设定一套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实方案。在项目对接、绩效达标和社区伦理等三重因素制约下,精准扶贫在基层的执行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压力和张力。为了化解项目制的精准化压力,国家扶贫政策应该试图从更广泛的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中着眼,确立国家与农民的多边互动机制,构建与项目制相配合的长效治理机制,并最终达成国家与农民的价值共识。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不仅要追求治理的效度与精度,还要着力构建更具长期化、制度化和公共性的基层治理机制。     

社会分化视野下的精准扶贫——兼论精准扶贫的社会意义

精准扶贫是国家干预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手段,与农村内部社会结构有着密切关联。村庄内部阶层分化、认知差异与社会关联弱化构成精准扶贫战略转向的结构性背景,同时也构成对精准扶贫工作实践的挑战与考验。从治理层面而言,精准扶贫的深义是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达成农村善治,但事实上,精准扶贫对农村社会分化的作用存在"缩小"与"扩大"双重面向,而且往往因对农村内部社会关系的忽视而导致村庄秩序恶化,即精准扶贫缺乏对农村内部关系秩序的"保护"。因而,精准扶贫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需以对农村社会内部秩序的"适应性保护"为前提,从而提升农村扶贫成效与治理水平。     

精准扶贫下农村反贫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研究

实现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则取决于农村反贫困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而末端治理的可持续性又体现为村级组织自身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村民关系的可持续性、村级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可持续性以及村级组织与企业关系的可持续性。基于村级组织与其他各扶贫主体关系之间出现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及原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在精准扶贫的目标下实现村级组织与各主体间利益相容的合宜路径。     

政府治理下的精准扶贫:机理、模式与挑战

政府治理下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是"绣花"功夫与"组合拳"并用。"绣花"功夫是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的最重要途径;"组合拳"是通过精准扶贫的"输血"模式与"造血"模式相结合,以完成中央制定的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在这五种基本模式基础上,地方又衍生与创新出一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党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扶贫模式的地方创新,丰富了实现脱贫摘帽的手段。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政府发挥治理和扶贫的主导作用,转换精准扶贫思维,为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摘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农村基层扶贫资金监督研究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因此"精准"成为脱贫成败的关键。本文以基层监督联动机制研究以及数据信息共享为主要思路,从强化责任意识、形成扶贫信息交流共享的监督平台、构建扶贫领域"大监督"工作格局等方面,为扶贫资金精准使用提出建议与思考。     

“党建+”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我国实行的重要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一条重要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精准扶贫融合,形成"党建+"新型精准扶贫模式。本文以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分析党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总结了"党建+"模式下精准脱贫的路径。     

扶贫须“精准”

正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然而记者在一些县区采访发现,基层扶贫存在一种盲目跟风趋势,即周边什么产业"火",就上马什么产业,缺少差异性思维,导致种植数量上涨,产品滞销,农民不仅挣不到钱,还对发展产业和脱贫致富越发迷茫。民间有句俗话:"一团乱麻,     

由“普惠式扶持”到“分类扶持”:扶贫方式的转型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关键在于分类扶持。我国长期推行的普惠式扶持在贫困人口锐减且分布趋于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其弊端日益凸显。分类扶持由于其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故能克服"大水漫灌"的普惠式扶持所引起的资源浪费、精英捕获等弊端,进而提高扶贫精准度和扶贫成效,有助于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因此,实现"普惠式扶持"向"分类扶持"的转型是扶贫工作的历史必然和理性选择。为了切实实现扶贫目标,分类扶持要注重靶向个人禀赋,体现贫困治疗的个体差异性;要靶向自然地理条件,突出贫困治疗的区域差别性;要靶向贫困原因,提高贫困治疗的准确性;要靶向贫困类型,实现贫困治疗的彻底性。     

精准反腐:脱贫攻坚战的政治生态保障——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九

在脱贫攻坚战的实施进程中,精准扶贫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基于中央纪委对第一批重点督办的九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精准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呈现出涉及环节广且形式多样化、腐败案件关联性强且涉案金额大、腐败群体基层化且社会影响恶劣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精准扶贫领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即扶贫开发资金管理环节存在漏洞、扶贫监管督查机制不健全、社会转轨条件下"权力寻租"、扶贫领域工作干部存在侥幸心理等进行分析,笔者指出完善精准扶贫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规范精准扶贫资金动态管理机制,建立精准扶贫纵横向结合的问责考评制度,强化精准扶贫工作违纪违法的预警教育机制,建构精准扶贫畅通便捷的群众举报渠道,夯实贫困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建构精准扶贫领域的腐败预防机制主要路径。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切实改进第一书记扶贫制度

正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一重要理念。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指导战略,其基本思想可概括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以及脱贫成效精准"。精准扶贫给奋斗在扶贫开发一线的基层干部的组织管理能力、协调创新能力等带来了新的挑战。2015年,在总结各地方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中央农村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本文论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背景与内涵、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精准扶贫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贫困人口识别标准、实施切实有效的精准帮扶措施、制定严格有序的脱贫退出机制,为"十三五"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提供根本保障。     

扶贫驻村干部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中的作用

扶贫驻村干部不仅能够有效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而且在提升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扶贫驻村干部能够切实展现新时期共产党员先锋特质、创新基层治理形式、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等方面。今后要进一步发挥驻村干部在农村基层治理水平提升中的作用,可以从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扶贫政策精准供给、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