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与本土化构图——兼论张康之教授等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学术考证

概念的科学界定和规范使用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公共行政的实践和研究而言,对"公共行政"概念的界定和认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生态高度复杂化的情势下,推进中国公共行政实践和研究的创新发展,必须及时纠正学界对公共行政概念认知的莫衷一是的局面,在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中国发展的现实,来构想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理论图谱。对此,张康之等学人在社会治理的宏观历史视野中对"公共行政"概念的历史流变进行全景式透视,不仅向我们呈现出了形成关于本学科的基础性共识的可能,而且对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给出了一个本土化的理论图谱,为中国公共行政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公共行政的话语转型:缘起、原则和途径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验证了公共行政的话语转型这一理路。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模式,后现代公共行政已与既往的治理模式举手道别,进而将话语理论作为新的理论基础和参考依据。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运用规范研究、理性批判、隐喻表达和公共精神等原则,更是凸显了话语理论的导向功能。实现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成功转型,则依赖于"一些人的对话"方式、公共行政话语的"游戏规则"、真诚开放的话语体系和社会构建主义理念等途径。对相关要素的分析,将充实公共行政的话语体系与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与阐释

作为一个舶来概念,公共行政理论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治理需要,在吸收、融合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政府的基础地位、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和效率伦理的阐释是公正行政理论的核心范畴。公共行政理论的演变历程表明它是一个实践化的理论体系,是政府治理的历史选择,具有规范化的规律可循。在当代,只有将对既有理论的反思和中国实践的阐释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     

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困境与解决途径解读——基于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构建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应有之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福布斯与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是在传统环式民主失灵的前提下,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了宪政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菁华并结合后现代语境后提出了话语指向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构成主义、碎片化与公共治理理论治理主体多元化,一些人的对话的反思性、对抗性与公共治理理论多中心主体参与的、更具回应性的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都或多或少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存有共通之处。作为话语理论的分析工具,公共意向性、公共能量场、独白性的交流等话语语言都有助于我们对治理理论展开分析。     

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

在全球话语体系格局中,当前我国比较政治学界整体处于"失语"状态。新时代的战略安排要求中国政治学界既要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又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举措提供智力支持,即需要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上世纪美、苏两国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对我国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现实教益。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政治学话语体系既需要政治学者大胆扬弃西方已有的理论成果,提升话语体系中理论品位,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群体进行大量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为建构话语体系打下现实基础。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三重维度

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为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为基础,以中国大国形象话语为目标。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推进强国发展战略的中国道路的实践、国际环境与西方语境的检验密不可分。经过国内环境的实践与国际环境的检验,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理论、实践、价值、历史等尺度呈现出稳定的话语体系特征。     

“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的价值透析与实践超越

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两分思想,契合了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为不断提高公共行政发展水平提供了技术路径,有力地支撑和促进了公共行政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虽然这一思想从提出伊始就一直饱受批评,但时至今日其仍然是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治道变革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科学梳理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价值透析,比照各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脉络,实现政治发展与行政改革的同步并举与有机融合,对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面向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真问题"、"大问题"和"深问题"中获得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是在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以及我国社会整体发展历史进程的批判性反思中达成的理论自觉,展现了高度的实践智慧。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洞悉新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以形成成熟的中国理论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