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经过90多年不断奋斗、创造、积累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当代中国,坚定制度自信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坚定制度自信也具有深厚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我们必须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以坚定的制度自信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永葆制度的强大生命力。     

邓小平的制度自信及其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制度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保障。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表现在他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的自觉与坚守之中。邓小平的制度自信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更源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同时,也与他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取得伟大成功的奋斗历程密切相关。邓小平的制度自信思想对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制度自信的历史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丰富的文化传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产生和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之上,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正是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新时代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坚定制度自信的三个维度

制度自信就是作为制度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坚定制度自信就是党和人民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包括自觉认同、充分信赖、坚决支持、积极拥护、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应从"两种制度"的相互比较,从"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从"三大制度"的有机统一坚定制度自信。     

对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制度的探析

坚持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是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核心内容。坚持和完善党的这项根本制度，在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不断探索创新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设的科学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必须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着力点、落脚点,用历史的变化、现实的成就、国际的比较进行教育,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中国特色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是优化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厘清三个基本问题:如何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如何准确理解党的全面领导、如何准确理解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构成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逻辑起点,只有明确这三个问题各自的基本内涵和学理依循,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思想误区,增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凝聚力,构建起科学高效的党的领导制度。     

深入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七个意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七个意识":制度自觉意识;制度自信意识;坚持已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创新发展各方面具体制度有机统一的意识;清醒的问题意识;各层面制度有机衔接,发挥制度集成效果的意识;持续努力,久久为功,不断推动制度成熟和完善的意识;主体意识。     

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启示

马克思思格斯开创了党代表大会制度。列宁坚持并发展了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坚持党代表大会制度,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应当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并在实践中自觉维护党代表大会的权威地位;党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应当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党代表大会的制度建设;党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应当通过对党代表大会适度的制度变革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其逐步完善。     

执政党建设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关键

在多党合作当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内在地决定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根本推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使这一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以更充分的发挥,首先必须着力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尤其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礼制与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是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致仕的规定基本上是源于礼制,由于礼制不是法制,所规定的老、病、忠、孝等原因的自请致仕,仅是一种道德行为,不能规范社会政治制度,所以需要法律的强制力予以保障。在以礼入制、以礼入法、以礼入政的前提下,致仕制度逐渐向法制化转变。由于受到礼制的制约,致仕制度的法制化进程非常曲折,而在行政包揽一切和“人治”的情况下,致仕制度最终没有完成法制化。     

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也谈"汤浅现象"与"李约瑟难题"

根据“汤浅现象,”中国在15世纪前曾是世界科技中心,而“李约瑟难题“则告诉我们,中国尔后在很长时期却没有保持住科技的优势并发育出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体制的制约是关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倡导,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的科技发展势头迅猛,但各种体制问题仍然是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瓶颈。可以说,创新推动科研发展的经济体制,创新科技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教育体制,建立现代科研制度,是目前我国科技发展的当务之急。     

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论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建构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方略,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架构清晰可见.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中国人民对于治道的探索和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和提升.法治体系是“法的统治”在法律的价值层面、事实层面和形式层面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工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矢志不移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此乃中华民族复兴和人民权利保障的不二选择和必由之路,对此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政治体制

以国家政权组织为中心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总和。即为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权限划分、工作方式等具体制度和规范．如领导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人事制度、人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政策制订制度等。它是政治制度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中的具体化，同政治制度相比，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体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关键性组成部分,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又不是孤立的,必然涉及现行政治体书的许多方面,内在地要求并启动相关领域的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围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基本出发点是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主要着力点是从“高度集权”到“党内民主”;关键生长点是从“权力委任”到“权力民授”;根本动力点是从“顶层设计”到“民意推动”。     

From a Contingent Party System to Party System Convergence? Mapping Party System Change in Postwar Finland

The current imperative in journal articles of presenting new data and new 'theory' has largely been at the expense of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big picture' analyses. This article proceeds from the failure of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literature, from Sartori to Evans and Green-Pedersen, to grasp the essential dynamics of the Cold War Finnish party system and the curious absence of Finnish studies of the significant legislative party system change occurring thereafter. Following a critique of Green-Pedersen's notion of 'party system implosion' as applied to Finland, the article depicts a shift from the contingent party system of the Cold War era, when exogenous veto players forme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office-seeking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nvergent party system where most, if not all parties compete for, and converge on, the centre ground and cooperate interchangeably in governing coalitions without significant deviations in the main lines of public policy.     

注册制改革背景下强制保荐制度的再审视

当前我国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正在逐步推进,这一改革对我国形成良好的证券市场生态至关重要,然而诸如强制保荐制度等现行法规定在注册制改革下有无存在的必要,需要对这些制度进行重新审视。     

惩防体系的软肋：国企腐败的制度依赖性透视

国企腐败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政治与经济双重体制的逆向挤压是国企腐败高发的动因。一方面，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依旧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自上而下的公权力对国有企业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国企正是依赖这种公权力，获得民营企业无法企及的超额垄断利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市场经济主体的属性，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极度弱化的情况下，多元化的经济行为和经营方式又成为其谋取私利的重要途径。瓦解国企强势既得利益集团谋利行为在于分类监管。公益性类企业的监管模式应当摒弃市场化监管手段，实行以政府监管为主、社会民主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模式；对竞争性国企应确立“非禁即准入”原则，建立国有资产退出机制。从根本上说，国企腐败治理关键在于瓦解国企腐败所依赖的制度环境，以全面改革代替局部改革，以制度创新代替制度修补。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三重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国有经济改革的政企不分和所有者主体缺位的高难问题,十六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举措。本文认为,必须从国企改革的基本经验教训、国有产权性质及其机制链的要求出发,将在国资专司机构中构建所有者治理结构作为重点,将建立相互关联的三重治理结构作为三层级国资管理运营模式的轴心。     

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酝酿了两年之久的香港高官问责制方案于2002年4月公布,并于7月1日正式实施。香港的行政体制由此将揭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