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境遇中的正义伦理:一个公民资格的理论视角

以公民资格为理论视角进行考察,当代多元文化主义对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集中体现为以关怀的政治伦理消解自由主义普遍式正义伦理忽视差异及差异群体权利的缺陷。差异的公民资格观念与差异政治所表达的关怀的政治伦理与普遍主义的公民资格观念所表达的正义伦理在当代的交锋与辩驳,一方面揭示出普遍主义的正义伦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所遭遇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在多元文化境遇中型塑更具民主意味的公民资格提供了更多可能。     

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启蒙的路径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观念资源

汤姆·洛克莫尔是研究当代欧陆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著名学者,在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现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他出版了《黑格尔：之前和之后——黑格尔思想历史导论》、《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等著作。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臧峰宇教授围绕启蒙的谱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观念资源与卢卡奇的理性观等问题对话汤姆·洛克莫尔教授,这些讨论关注马克思政治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史,在历史语境中勾勒出启蒙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关系的一种可能性图景。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

亚里士多德以中庸为特色的政治正义观反映了其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他从伦理学“中庸至善”的基本思想出发 ,认为政治正义同样遵循着这一原则。“法律是中道的权衡” ,“中庸是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 ,“获得财物须以中庸和比例为准则”以及“品质为现实活动所决定”等准则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的基本理念和特色 ,代表了西方政治正义的原初状态。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观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

塔克提出"资本剥削劳动是正义的"并冠以马克思之名,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倒逼着人们回到马克思,开启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赞同派,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产生了"正义悖论"。悖论在割裂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造成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破除"正义悖论",需要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结合。     

超乎契约之上：柏克与黑格尔对契约国家观的批判进路比较

在近代西方由神权政治转向世俗政治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提出并完善了一种契约国家理论。柏克从惯习的角度对契约国家理论展开了批判,认为实际的国家形态是由不同世代的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建立在一系列的传统惯习基础之上。在思考政治问题时必须给予惯习充分的尊重。黑格尔从伦理的角度对契约国家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真正的国家应该是承载着伦理精神的功能性实体,个人只有借助国家环节才能够安放现世的自由。伦理国家应该不断发展出国家理性。契约国家观表达着个体主义的进步主义立场,惯习国家观表达着社群主义的保守主义立场,伦理国家观则表达着社群主义的进步主义立场。三种国家观的分别,大体构成了现代政治思想谱系中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分野。     

柏拉图正义观新探

柏拉图的正义观是古希腊社会政治哲学思考的高峰,他从可经验的个人正义开始,进一步对正义问题的理性追问、辩证归纳,揭示出正义的本质,并以此构想出理想的国家,提出国家的正义就是整个社会的和谐、秩序与幸福,力图以此伦理国家挽救城邦于危机之中。其正义观是国家主义正义观,德行之治、知识与教育对正义观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现实批判本性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超越了以资本为基础并以"分配正义"或"持有正义"为主题的现当代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以"瓦解资本逻辑"、实现人的解放为旨趣的革命理论。它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寻找扬弃市民社会而使之过渡到"人类社会"的真实道路。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目标,而现实批判性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品质。     

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人学境界

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播是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推动的文化启蒙,旨在使当时落后的中国走上解放与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选择并在政治实践中拓展。鉴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及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点,马克思政治哲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形成重整体而轻个体的思维模式的原因在于对俄国经验的汲取及中国革命与建设初期的现实需要。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政治哲学的重要探索,这种探索的重要特征是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实践人学关系的重新理解。     

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生成逻辑

1843～1844年间是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初步确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革命观,实现了政治革命观向社会革命观的初步转变.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其社会革命观生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明确了市民社会在社会批判中的基础地位.马克思对“政治革命”限度的揭示是其社会革命观生成的中介,阐明了政治解放只是形式的解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论析了超越政治解放的历史主体、主体所承载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革命道路,并通过辨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整体上对社会革命的合理性做了进一步论证,标志着马克思社会革命观的初步确立.     

走向建构性正义——当代中国建构性特征的政治哲学表达

建构性正义旨在为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提供一种事实上可行和价值上应该的正义原则,强调以渐进性的方式来推动人类的正义实践和正义追求不断走向更加完善的状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应该走向建构性正义,这种判断的逻辑依据在于:一方面,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公平正义挑战呼唤着一种建构性正义理论;另一方面,学界对正义问题的研究缺乏一种建构性取向,与当代中国的建构性特征发生了"脱嵌"。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凸显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建构性正义的逻辑起点;以"贡献原则"为主体、"平等原则"和"权利原则"为两翼的"协同正义"是建构性正义的基本原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建构性正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女性主义与罗尔斯家庭正义之辩——政治哲学的一种独特论域

通过将论域聚焦于公共领域来阐发和论证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的正当合法性几乎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范式,而女性主义作为政治哲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在正义的适用领域问题上,一直是罗尔斯理论的主要批评者。就正义是否适用于家庭领域而言,女性主义在对罗尔斯有关正义的几部论著进行文本解读的基础上,批判其模糊的家庭正义观致使在正义原则的正当合法性中家庭的缺场。罗尔斯在后期著作中,以强调正义对家庭采取的是外部关照形式来为自己辩护。二者的歧见在展现政治哲学的一种独特论域的同时,引发了我们对社会正义与家庭正义的关系,家庭与公私领域的关系以及正义如何关照家庭等一系列问题的深思。     

驳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观的误读

马克思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布坎南以"正义无用论"为逻辑内核,以"内在批判说""革命动力说"和"外在批判说"为外层框架,重构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虽然这种重构有某种新意,但是也存在明显的误读倾向:其"正义无用论"存在理论错误,"内在批判说"需要进行重新审视,"革命动力说"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外在批判说"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从根本上说,布坎南站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试图先重构马克思的正义观,然后指认这就是马克思的正义观,再对此进行批驳来凸显抽象权利和正义观念的价值,实质上这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立场和方法,实际上已经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

人们在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多分歧,究其原因主要是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缺乏准确认知。马克思正义理论的伦理特质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正义论,主要着眼于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评价而不是事实描述;其次,它是一种社会正义论,超越了传统正义理论的法权结构框架,对社会本身进行价值指认;再次,它是一种类正义论,认可人是类存在物,采取类哲学思维对正义进行规定;最后,它是一种历史辩证正义论,认为正义是一个逐渐展开和实现的历史过程。     

超越“基础”的马克思政治哲学

尽管马克思对包括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多有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拒斥道德;与此同时,尽管马克思并不拒斥道德,但他并没有以道德原则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那种指认马克思政治哲学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观点,直接有悖于马克思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于道德原则的定位,即道德总是非独立的与从属的。不仅道德原则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而且,"经济基础"所代表的经济事实也不能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马克思不是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经济基础"这类表述,与其说"经济基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奠基性原则,不如说它是马克思思考政治生活与道德原则的出发点。纵然我们分别排除了道德原则和"经济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基础的可能性,却不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失去了作为政治哲学的合法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共同体所做的辩护、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辨析等,无不彰显着政治哲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特质,从而证明了超越"基础"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可能的。     

马克思正义观的三重位阶

马克思正义观是复调的，这种复调性是一种分层和位阶关系。由于分配正义只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其在马克思正义观中处于初级位阶。马克思在分配正义上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正义观，而且建构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正义观。分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环节，这决定着它会被更高的位阶——关系正义所统摄。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支配性，同时以“自由人联合体”为载体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互依性社会关系。按劳分配、按需分配、自由人联合体，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要素而存在的，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目标，即从属于处于高级位阶的发展正义。     

进退之间:罗尔斯政治正义观念的证成与反思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一次逻辑转换,即用"政治正义"替代了先前的"伦理正义"。这种逻辑转换到底是理论发展还是理论退却,曾在政治哲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对罗尔斯正义理论若干核心理念的解读,探析了政治正义观念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意蕴,试图证明罗尔斯伦理正义观念与政治正义观念之间的逻辑连续性与价值合理性。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正义与合法性之争的深层解读

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他们关于正义问题的争论格外引人注目。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实质正义,这种政治正义观独立于任何完备性学说,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哈贝马斯的正义观是程序正义,他认为正义是由某种民主程序决定的,是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协商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决定的。罗尔斯认为,正义与合法性不是一回事,正义本质上是一个道德概念,合法性是一个法律概念;而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是某种社会政治被认可的价值,追问一个社会是否合法,就是对它进行道德批判,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合法的就是正义的。     

柏拉图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比较

从基础内涵上来讲,柏拉图与马克思在政治哲学观的根源、哲学与政治的基本关系及哲学对政治的最终影响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在政治哲学观的内在逻辑方面,二者分别以"理念"与"个人"为出发点,又分别导向抽象的"正义"与具体的人的"自由"的价值关怀。在实现政治对哲学观照的方式上,柏拉图是用教育改善人性的办法,马克思则是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方式。     

青年马克思政治一哲学的思辨及其张力

马克思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阐释是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非常重要的方面.而马克思早期对政治一哲学的关系及其张力存在着一种哲学思辨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哲学有改变现实的冲动,但是哲学与政治在根本性质上又是对立的,因此二者保持着一种张力的状态.就德国的现实而言,现实的政治与哲学的理念又不相符合,正是从对政治与哲学的这种不相称的状况的深刻反思中,马克思走向了对政治一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