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信力重塑研究

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理念、行为和效率都会影响其公信力。因此,政府在危机治理中,需要在行政理念、公共政策运作机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政府法制建设与管理、政府组织与运作、国际沟通与协调机制等方面积极创新,提升其公信力。     

复杂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危机管理

关于危机管理的具体过程,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界定,主要有奥古斯丁的六阶段模式、罗伯特.希斯的4R模式、米特罗夫和皮尔森的五阶段模式、国内学者的四阶段模式。构建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可以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秩序,维护其公信力和合法性。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包括:建立危机预警系统,制订危机应对计划;设立危机协调机构,构建危机应对系统;增强危机应对意识,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法制。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中信息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传播快速便捷、信息公开透明度高等特点,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信息管理困境包括危机事件发生前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政府公信力不高;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舆论引导不当导致危机事件的处置不力;危机事件后政府信息缺失错位导致危机事件的警示作用发挥不完全等。主要对策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危机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预案,注重危机事件恢复期信息管理加强其警示作用等。     

论政府危机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进程中,危机管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政府危机管理水平依赖于制度创新。本文首先界定了危机和危机管理,以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界定了制度的内涵,接着分析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现行制度的缺陷以及政府为提升危机管理水平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容,在最后探讨了危机管理制度创新的几种方式。     

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行政伦理建设是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伦理的建设情况直接关系到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效率和质量,从而影响应对危机的成败。在危机管理的政策制定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将有利于维护危机中公民和国家的利益,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效率,促进危机管理中政策制定的目标实现,以及巩固危机管理中政府的权威和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研究政策制定的行政伦理建设对危机管理具有深远的意义。     

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机制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实践中,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普通公民、工商企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高度参与,已经成为一个中心的事实。本文从城市应急文化的塑造、社区应急机制、志愿者组织的应急功能和城市应急管理中的公私伙伴合作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的参与机制,试图解析西方发达国家大城市危机管理系统中的全社会型危机管理网络的具体运作机制。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以及确保政府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以及完善危机教育机制等。     

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及其管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网络舆论危机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政府形象和公信力。本文以大量的、典型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为案例,以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传播学为理论框架加以剖析研究,系统阐述了网络舆论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形成路径。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政府在网络舆论危机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从制度层面加强网络舆论危机管理。     

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其出路探究——基于非均衡环境的视角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高能够防范与降低经济社会风险,保障国泰民安.在国内外非均衡环境的背景下,公共危机呈现出高频化、多元化、破坏性程度加剧的发展态势.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仍存在政府职能过剩与缺位、制度缺失与协作不畅的困境.在分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鼓励社会力量及民众积极参与、构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长效协作机制、完善危机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区域合作与国际交流以探寻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出路.     

公共管理与公众舆论

自18世纪开始兴起的公众舆论推动了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形成,而20世纪公共管理的勃兴正是这种民主思想体制化的必然结果。对于公众舆论的理性与非理性认识分野,受制于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在近代公众舆论观向现代公众舆论观转型的过程中,公众权力论逐渐让位于管理控制论。由于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关系失衡,当代公众舆论面临着环境危机。在目前善治的要求下,公共管理从公共利益出发,必须以保护公众舆论的自由和多元为己任,确立自身被监督者、反馈者和配给者的多重角色,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试论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取向

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公共性的含义 ,认为政府的公共政策只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是致力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还是仅仅为少数人、少数集团的特殊利益服务 ,政府及其公共政策实现公共利益的能力和程度 ,是制定和评价政府及其政策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本标准。     

论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

公共空间与公共管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扩展源自公共管理职能的改变,而公共空间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公共管理范式变迁.浙江近三十年来公共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导致原来单一的公共权力空间转变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多元公共空间,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促使公共空间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空间的深度得到极大延伸.因此,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公共管理的未来,其关键方向在于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制度创新搭建各种利益主体沟通交流的平台,平衡利益冲突和矛盾,体现公平和正义的价值.     

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法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

本文基于胡德(Hood)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和霍尔(Hall)与赖特(Wright)的新历史制度主义观点,分析了法国最近的几次改革及其相关理念,认为如果不同的政府都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来解决相似的问题,那么,改革的具体内容则依每个国家自身的环境,或先天条件而定.     

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的关系演变

自古及今,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都是既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导致公共精神的压抑与异化,公共精神沦为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越位导致公共精神的扩张与虚化,脱离于物质层面而沦为纯粹的"精神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公共领域健康发展,公共精神的现代意蕴得以彰显。     

公共需求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

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与公共需求的变化相适应的。本文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型需要、安全型需要、享受型需要和发展型需要。中国目前公共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精细化、标准化是这一需要变化的必然要求。政府应通过了解需求、整合需求和引导需求,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论公共政策之公共利益取向

从利益的起源出发,分析了公共政策三种不同的利益取向,提出公共政策必须坚持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强调制定公共政策必须追求公共精神,促进公共利益.     

Public Value Governance: Moving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vement is emerging to move beyond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new movement is a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of a networked, multisector, no‐one‐wholly‐in‐charge world and to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pproaches. In the new approach, values beyond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and especially democratic values—are prominent. Government has a special role to play as a guarantor of public values, but citizens as well as businesse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also important as active public problem solvers. The article highlights value‐related issues in the new approach and presents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to be pursued if the new approach is to fulfill its prom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