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管理体制涉及我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取向,以及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及与行政相调适的问题,目前主要存在行政化和自治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等现实困境。解决社区行政与自治的调适问题应区分社区管理体制的两种理解,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和自治机制,明确界定社区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构建居民群众广泛参与和自主决策、管理、服务、监督的自治机制,构建社区与政府双向互动的议事协调机制。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历了20多年,目前遭遇了一些困境,比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错位;社区自治组织不能满足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城市社区民主制度不完善。为走出这些困境,在建设工作中应注意做好以下几点：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形成居民的有序化参与格局;理顺城市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合理利用资源。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公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基于德国城市绿色空间治理的思考

新合作主义作为认识和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理论,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显著特征就是合作理念与合作机制引导下的政府、公民及社会组织的职能耦合与价值实现。德国柏林、莱比锡以及巴伐利亚州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表明,新合作主义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其价值指向是善治,动力机制是合作,实现条件是政府角色转换,实践基础是公民积极参与。德国城市社区治理中新合作主义实践所显示的要素构成、内在要求、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机制,在展现西方国家城市社区治理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的同时,也蕴含了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指向和实现机理。     

社区管理体制变革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对现行的社区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理顺政府与社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达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梳理深圳市盐田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盐田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为我国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十六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和谐社会,社区建设与管理是关键。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区结构的复杂化,现行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社区自治的要求,建设和谐社区,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规范政府与社区责权利关系,充分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平台支撑,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     

实施社区警务的几点探索

社区警务在我国的推广，不仅是一种警务学说的实践，更是直接涉及我国公安工作在新时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科学原理以及我国警务工作发展需要探讨适用于我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模式，正视和解决社区警务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深化认识，统一行动；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警力资源、社会资源，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立与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社区和农村警务机制，实现社区警务工作高度信息化等一系列有益实践探索，不仅是促使我国警务战略创新性转变的途径，也是在新形势下全面推进社区警务战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社区警务工作，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县域文化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

县域文化治理是促成县域文化繁荣及其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战略安排。县域文化治理主要涵盖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市场体系、文化管理体制机制三方面的目标和内容,从结构上可以看作是由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基本功能关系构成的一个有机体。新时期,面对我国县域文化治理在治理理念、体系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应注重从确立文化治理理念、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和加快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推进实践创新。     

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CAS理论框架

CAS理论对于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在适应基层社会需求,破解基层治理困境中刻画出聚集性、非线性、要素流和多样性的典型特征。基于CAS理论,分析城市社区“微治理”系统中标识、内部模型、积木等机制的构成与运行机理,并尝试从创造公共价值、优化资源配置和持续赋权增能三个方向进一步审视系统发展路径,以期为提高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实践思路。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实践探析

党的执政基础在基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心在社区,抓好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是城市工作的重要课题。街道党工委建立居民区事务联席会议制度,在居民区层面统一治理权责,切实推动并形成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协商决策机制和综合治理平台的方法路径及实践过程,为完善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社区治理提供有益探索。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社区的治理与善治

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治理的研究方面，传统的路径是管理主义或技术主义的，即从政府内部的改革来影响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但这种路径选择，仍然无法摆脱政府权力和规模扩张的内在冲动。本文选择了另一研究视角：治理与善治以及民主政治发展，即从政府管理体制以外来重新审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关系。国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     

服务代理模式——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应然选择

代理机构改革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使其备受瞩目。转型期的中国政府面临精简机构与提高服务质量的双重压力,各地社区政府作为承接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做出了诸多改革与探索,主要是开创了服务大厅模式、流动服务站模式及为民服务代理模式。但现存各种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管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借鉴西方代理机构改革的经验,立足现实实践,应通过构建社区服务代理模式,以整合社区服务载体,重构社区治理结构,从而进一步满足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社区建设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创新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要使社区从国家领域中分离出来,回归到社会领域。社区管理是社区正常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就要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社区治理代表了社区管理的新走向,治理包含管理又超越管理,它是管理、服务、建设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治理中,除了发挥政府、社区主体组织的作用,还要重视和发挥其他社区组织、驻区单位、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社区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城市社区管理由行政主导的传统体制,发展为以居民自治为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发育的要求,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一次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