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动员的一般模式分析——以“汶川抗震救灾”为例

近年来,我国逐渐进入了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的突发期和频发期,为了及时、有效地应对这些灾害就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否用最短的时间动员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到抢险救灾中来,就成为能否应对灾害,减少损失的关键所在。而能否动员起人民群众的关键是采取有效的动员模式,这就需要我们从以往成功的动员案例中进行总结,汶川抗震救灾中的动员就是一起成功的案例。     

试析应急社会动员的基本问题

本文回答了应急社会动员的四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应急社会动员？为什么要进行应急社会动员？如何加强应急社会动员？怎样实现应急社会动员的有序性？首先,文章分析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的内涵,阐释了开展应急社会动员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加强应急社会动员、实现应急社会动员有序性的具体措施。     

摸清短板 优化社会动员机制

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的社会动员速度与力度再一次令世人惊叹。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的社会动员效果来看,我国社会动员的手段方式不断创新提高,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总体看来仍存在社会动员灵活性不够、重视速度忽视科学、重视动员轻视协调等问题。     

人际网络如何影响社会抗争动员——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以混合方法讨论我国人际关系网络对于社会抗争动员的影响可知,当下,我国社会的群体抗争动员结构尽管也存在"组织""空间"等因素,但实际上均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其支配性基础,这与西方社会以组织、网络和空间等因素多元组合的社会运动动员结构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临时性关系行动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注重对外动员;而由熟悉的人际关系群体发动和参与群体性事件,其动员则既有对内动员也有对外动员。     

新时期我国文化动员的困境及破解路径

文化动员具有促进科学文化知识广泛传播、激发强大精神动力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文化动员却面临着动员主体懈怠、客体限制、介体困扰等困境。加强文化资源的整合、强化文化动员的组织引导、加强文化动员机制的建设是走出当前文化动员困境和实现文化动员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扶贫析论

改善民生、消灭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国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期,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农村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必须通过动员社会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扶贫道路,促进脱贫攻坚。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无事深忧,有事则不惧

我国有强大的“行政动员”或“政治动员”优势,但现在大量的“单位 人”变成了“社会人”,其局限性更加明显,必须建立“社会动员”体系。     

论西部大开发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文章认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模式。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动员。其特点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促进民间投资;二是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三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其基本形式:一是体制动员;二是利益动员;三是精神动员。     

新视角新观点

我国应对社会问题的独特优势吴忠民在今年7月9日的《北京日报》撰文指出,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第一,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举国动员能力有两面性,如果用不好极易造成很大的浪费,如果用好则可以有效应对各种大的灾害和社会矛盾问题。     

社会动员青年方式的新走向

所谓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社会持久的主要的因素影响下,使其态度、期望与价值取向等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就其一般意义来说,社会动员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影响,但社会动员比社会影响更集中、更有力。社会动员的内容和方式、强度与效果,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动员青年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研究、探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动员青年的方式、作用与特点,对于把握青年,进行思想和行为的正确引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应急科技发展趋势及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以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提高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中国互联网进入数字科技时代,以互联网引领的这场新技术革命,将给我国应急科技发展带来哪些明显的变化呢?     

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需要进一步激发全体中华儿女高昂的爱国热情,团结和动员亿万民众矢志不渝、     

中心工作下沉:基层治理结构的重组及后果北大核心

进入新时代以来,国家资源、任务与监督密集向基层社会强力输送。为了回应基层治理的需求,基层政府出现了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与中心工作制相比,中心工作下沉中的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动员机制与考评机制等都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其结果是从科层动员机制发展成为科层动员与社会动员的复合机制。基层政府中心工作下沉的新变化,展现了新时代以来基层政府面对组织任务与组织资源张力情况下的主动调适与机制创新。基层政府希冀通过动员和整合乡村资源来回应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进程,完成国家渗透的任务。然而,中心工作下沉也导致了基层形式主义的意外后果,出现“忙而不动”式执行空转、“甩锅”式任务与责任转移、“重完成轻质量”式信息汲取扭曲。     

论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危机状态的视角来研究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提出了从五个方面提升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 :正确运用社会力量 ,提高社会动员的全面性 ;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和应急法规 ,确保政府社会动员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 ,保障政府社会动员的协调性 ;加强对危机的预测和研究 ,保证政府社会动员的科学性 ;加强国际合作 ,为社会动员提供有益补充。并且试图探索这五个方面与政府社会动员的关系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上海社会组织在支援抗震救灾中凸现的六大功能

一是宣传动员功能。救灾是全民性的,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需要广泛动员全民族、全社会力量,支援抗震救灾工作,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社会氛围。全国社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紧急动员社会     

网络动员中的互动行为研究

网络动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运动形式,相对于传统的社会动员而言,其最大的优势来源于充分利用了网络空间的种种特性,以虚拟社群组织为主体,通过互动讨论,弥补了组织及动员行为本身资源的不足,从而获得巨大的力量影响现实社会。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视角,以虚拟社群组织为观测场域,具体分析了网络动员中互动讨论的类型及其在加速信息传播、加强社会认同、构建社会关系等方面动员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互动讨论是虚拟社群组织资源动员的行为基础。     

网络时代西方政党的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一种政策工具,也是政党本身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政党普遍运用网络技术加强社会动员,拓展自身社会影响力,不断巩固或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在社会动员方面的经验,可以为网络时代的党建工作提供借鉴。一、网络对西方政党社会动员的影响     

从能力到主体:社会动员研究的话语转向

国家对农民的社会动员能力研究是一种典型的转型话语,是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的背景下,转型话语将被市场体制话语取代,社会动员研究的焦点将从社会动员能力问题转向社会动员主体问题.社会动员研究话语的转向将使我们把现实关注点转向对社会动员主体的认同与培育.     

危机动员与“道统”正当:古代中国灾荒治理的运作逻辑——基于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瘟疫的史料分析北大核心

荒政是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历代统治者面对灾荒危机时,常常会采取动员的措施,以稳定社会、维护秩序和巩固统治。动员型灾荒治理背后体现出古代中国独特的运作逻辑和丰富的文化意蕴。本文在对话行政生态论、资源动员论和道统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风险感知—资源摄取—道统正当”的分析框架,对宋代淳化至绍兴年间江浙地区的瘟疫治理实践开展微观史料的分析。研究发现,古代中国灾荒治理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和文化情境特征的政治过程,围绕危机动员的政策议题,君主、官僚和社会力量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策略互动,“何时动员”取决于君主与地方官员对统治风险的感知,“如何动员”体现为官僚体系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与由内而外的社会整合,以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摄取,而“为何动员”则源于儒家“道统”的赓续与价值的宣扬。研究结论可以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也为中国式危机管理的学理分析提供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