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之差异

严格责任一般被认为是英美刑法中独有的一种制度。目前,关于我国刑法中是否存在严格责任以及将来是否应该在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的讨论很激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分清楚英美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差异。通过英、美两国刑法中严格责任的对比,可以发现两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存在定义、适用范围、辩护理由、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不同。     

严格责任在中国持有型犯罪中应限制性适用

持有型犯罪中是否应该适用严格责任争议不断。然而,否定说存在诸多弊病,持有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对象的非常规性、行为的静态性、行为的特殊性、责任罪过的缺陷性等决定了我国持有型犯罪可适用严格责任。当然,严格责任必须契合中国司法实践,充分考虑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问题,限制性适用。     

论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

目前刑法理论界对刑法中行为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界定。分析这些界定发现,行为概念实与犯罪成立体系关系甚大,行为概念不但在犯罪成立体系内部和外部研究会存在不同,而且行为概念的机能发挥一定程度上也受犯罪成立体系影响。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界定应充分考虑我国现有犯罪成立体系的特点。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刑事犯罪圈的扩张与合理限制

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即刑法的调控范围问题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刑法是社会风险调控中的最后手段。刑事犯罪圈的扩大应审慎进行,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充分发挥刑法解释的机能,在适度犯罪化的同时,积极探索非犯罪化。     

犯罪构成及其客体要件分析

犯罪构成作为刑法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犯罪构成理论采用了与德、日及英美不同的综合式的模式,将犯罪构成作为评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但在实践中这一标准因为《刑法》第13条的但书及排除违法性事由出现了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犯罪客体要件存在漏洞,将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为了客体要件。为了将这些例外情形纳入到犯罪构成中,应该对我国犯罪构成的客体要件进行修正。     

试论精神病作为刑事辩护理由之辨析

无论德日刑法中的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抑或英美刑法中的合法抗辩理由,精神病以及因精神药物引起的醉态在不同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均存在差异之处。我国刑事立法没有将此类事由全部纳入刑法规制范畴,致使实践中出现不同裁决方式,这应该引起学界重视。     

论共同正犯的概念、本质和成立要件

共同正犯是刑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研究这一概念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具有重大意义。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共同正犯,共同正犯相当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共同实行犯。关于共同正犯的本质,存在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具有合理性。立足于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成立共同正犯,需要二人以上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意思,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实行的事实。     

环境犯罪、环境刑法与生态利益

环境犯罪的实质是对生态利益的损害,保护生态利益是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我国现行环境刑法更多的是关注人身和财产利益,对生态利益有所忽略,在生态系统的保护上存在明显缺陷。要发挥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就应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现行刑法,将生态利益的损害作为环境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在罪状的表述上体现生态利益的要求。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生态犯罪的刑事犯转化及其益处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生态犯罪的设置属于行政犯,但由于生态伦理观念的变迁导致生态犯罪由行政犯向刑事犯转化,这种转化会带来一定的益处: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增加了刑法对生态犯罪的调控力度,避免出现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惩罚漏洞。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规范之法理辨析

立足于网络犯罪的现实情况,兼顾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环境中的地位、作用和技术能力,科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的刑事责任,既是应对网络犯罪严峻态势的责任分配,也是破解域外刑事管辖困境的应然出路。《刑法修正案(九)》从积极作为和消极不作为的角度划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范围,具有充分的刑法理论基础。中立帮助行为理论并非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归责的理论障碍,用中立帮助行为理论考察网络服务行为存在评价逻辑上的错位和评价路径上的偏差。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研究

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依据在于:这是对业务者敬业职守特别要求的体现,是业务者违反较大注意义务的责任体现,是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责任要求的体现,是多数国家抑制业务过失犯罪的有效措施。我国刑法关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并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目前学界的建议也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事责任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应采取适当提高自由刑幅度、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的方式来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公约》中影响力交易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但二者存在明显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为贿赂型犯罪体系的科学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应从主体、行为表现方面对不同的受贿犯罪进行界分,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法律解释对"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影响力"和"关系密切人"的规定还存在缺陷,应进一步明确它们的范围和含义,扩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     

论金融犯罪的立法及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立法采取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规制范围较广,涉及罪名较多。《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但主刑设置仍较为严厉。完善金融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行为规定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完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增加单位犯罪主体;对逃汇罪增加自然人犯罪主体;对贷款诈骗罪增加单位犯罪主体。     

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改造

刑法是遏制毒品犯罪进一步滋生蔓延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法定刑规定过重,有的选择性罪名设置不合理,有的则表现为不同犯罪之间的法定刑配置失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对犯罪的认定和处理,更重要的是丧失了公平正义这一法律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因而有待进一步完善。     

试析单位刑事责任通说存在的弊端

我国刑法通说将“经单位集体讨论或单位负责人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单位犯罪的核心要件。但是 ,这种理解却存在着以下弊端 :如难以划清单位代表或机关成员的犯罪和单位自身犯罪之间的界限 ,夸大或缩小单位担负刑事责任的范围 ,不符合现实社会中的单位犯罪的实际情况等等。     

论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的定罪量刑

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其背后许多帮助行为定罪量刑困难。应结合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科学合理地理清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路,严格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帮助行为,形成对该类诈骗犯罪全链条打击的高压态势。     

涉黑犯罪四条标准的执法差异

我国刑法关于涉黑犯罪的条款,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新增加的罪名条款——第294条。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在各地情况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我国涉黑犯罪依法量刑的司法解释。其中重点规定了涉黑犯罪的四条标准,即是否称霸一方、是否存在严     

侵犯著作权罪若干问题研究

对于我国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权罪 ,笔者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 ,就侵犯著作权罪的概念、犯罪客体、犯罪对象、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犯罪的主观方面等问题予以研究。     

不作为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所谓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上规定的特定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造成刑法上规定了法定刑后果的犯罪形态。通过对比国内外立法规定以及我国的国情,认为重大道德义务应当作为不作为犯罪的来源之一;通过案例分析,认为不作为犯罪的认定过程中存在"紧急情况无法律"的情形。